□成 健

1937年抗战爆发时，汪曾祺已在江阴南菁中学读了两年的高中。此后两年，汪曾祺奔波于高邮、淮安、盐城三地，总算在兵荒马乱中把整个中学读完了。

关于高三的这段经历，汪曾祺回忆道：“1937年暑假后，江阴失陷，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辗转借读，简直没有读什么书。”当时，私立扬州中学已迁至高邮，而他在盐城就读的则是江苏省立第二临时中学，时人简称为“二临中”。有二临中，就有一临中、三临中等。1935年秋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三临时中学”的，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盐城中学。二临中随着战局变化而不断搬迁，因此汪曾祺在盐读书的时间比较短暂。

再往前追溯，汪曾祺在高邮读初中时，教美术的张杰夫老师是盐城人，毕业于上海艺专。张老师画水彩画，也画国画，并且在校方的支持下，从无到有开辟了一间图画教室。在汪曾祺的心目中，这位张老师性格有点孤僻，却才华出众。

除了学校里的张老师，汪曾祺那时见到的盐城人大多是到高邮打工的。车逻古镇位于高邮南大门，那里的耕地土质优良，粮食亩产是高邮全县最高的，但当地农民还是穷，因为耕种成本居高不下。车逻的农田地势较高，每年都要用水车车水。车水属于很重的农活，当地劳力远远不够。“到了栽秧的日子，各处的人都来。本地的，兴化、泰州，甚至盐城的，都来”，工钱多，吃得也好，一天六顿，顿顿有酒有肉。这些打工人的家乡，盐城大概是距离最远的，汪曾祺记得格外清楚。

在盐城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汪曾祺，对盐城的水印象颇深。他后来写过一篇《寻常茶话》，认为“有些地方的水质确实不佳，例如盐城，那里的水是咸的”。他还记得，中产阶层及以上的人家通常都会收集“天落水”来烹茶，每逢下雨天，就在天井上方拉一张布幕，接下雨水，并过滤掉杂质，然后储存在缸里，以备烹茶之用。

汪曾祺于1997年因病去世。20年后，盐城市政府启动新水源地及引水工程，从京杭运河宝应段引来长江水，大大优化了区域水资源配置。如今盐城人民的饮用水，已经不是汪曾祺当年所说的“水质不佳”了。

关于盐城，汪曾祺后来在小说提得最多的要数东台，尤其是东台的特色美味。《金冬心》里，扬州大盐商摆下一桌豪门盛宴，十二个凉菜中就有金华竹叶腿、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等。《吃饭》写北京的京剧演员到里下河地区演出，回去时买了一些土特产，其中也有“东台的醉泥螺”。

在《卖眼镜的宝应人》中，汪曾祺还借老王之口提到了一位东台大名士冯六吉，他在年羹尧家坐馆做教师，每天饮食平常，却讲究精细，而且必有一碗豆腐脑。后来年老辞馆回乡，有一天想吃豆腐脑了，家里人就到街上买了一碗。冯六吉尝了一勺，却不是那个味，原来年羹尧家的豆腐脑是鲫鱼脑做的，当然不可比拟。

小说中的冯六吉或许只是一个传说，而现实中，汪曾祺与另一位笔力千钧的盐城人胡乔木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胡乔木比汪曾祺大8岁。汪曾祺长期在北京京剧团工作，胡乔木觉得不能完全发挥他的创作才华，有一次在一张香烟纸上写道：“建议有关部门，将汪曾祺同志调至中国作协做专业作家。”就凭这张“介绍信”，汪曾祺想要调动工作可以畅通无阻，但他并不领情，说自己在京剧团蛮好的。

作家王安忆对汪曾祺小说有过这样的评价：“汪曾祺还常常写一些实得不能再实的大实话，我们上海人叫作‘说死话’”。王安忆解释，“说死话”是一种用料极少却很有效果的幽默，《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就喜欢“说死话”。说过之后，人们一边笑一边会说：“这还用你说？”可说了与不说却大不一样。

有意思的是，王安忆竟然觉得汪曾祺是盐城人。她说：“我想到汪曾祺似乎是盐城一带的人，而林黛玉则是扬州人，向来都有着‘说死话’的风气。”又指出，汪曾祺很会说死话，说得不露痕迹。以他的小说《云致秋行状》为例——小冯入神地看着致秋的像，轻轻地说：“致秋这张像拍得很像。”

其实，汪曾祺是不是盐城人，想了解这一点，对王安忆来说易如反掌。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王安忆原本就知道汪曾祺是高邮人，而故意这样写的。至于为什么要故意这样写，恐怕只有王安忆自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