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斯洪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阔的苏北大地是一片众志成城、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父亲（王俊1924年生，1941年参加新四军）母亲（周琳1925年生，1944年参加新四军）和一大批胸有家国情怀、立志抗敌救亡的苏北青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智慧勇气深深地融入那片风起云涌的热土，融入那段跌宕起伏的岁月。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党中央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为加快苏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并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八路军第五纵队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划归为新四军的重建序列，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此后，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这支部队一直是苏北根据地在对日作战中的军事主力和中流砥柱。父亲母亲就是从这里开启了他们长达80多年的革命生涯。

父亲在新四军中的经历

父亲四岁时祖父离世，少年时即跟随兄长在今上海徐汇大木桥路一带的大盛玻璃厂做工。1941年初，沦陷区时局动荡，工厂难以为继，父亲被裁减回乡，此时家乡已是新四军三师所在的盐阜抗日根据地的游击区了。

我记事后，曾多次听父亲讲述他参加新四军的经过。

父亲回忆说：“那时日军对盐阜根据地第一次大‘扫荡’刚结束，八旅民运科干事秦加林正在我们长北滩一带安置伤员和了解兵源情况，一下子就看中了我，说是参加新四军可以离土不离乡。第二天就来家中动员，当时两个哥哥在外谋生，我那年17岁，实在舍不得离开母亲。没承想母亲对秦干事说，‘让他跟你们走吧，不打走日本鬼子家里和庄（村）上都没有好日子过！’就这样，我跟着秦干事到了阜宁东沟附近的新兵集训地，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军政训练，成为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的战士。”

多年以后，祖母送父亲参加新四军的坚定态度和朴实话语，在家乡被传为抗日佳话。

1941年下半年，为应对持久抗战的严峻形势，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统一部署，新四军各师实行精兵简政和主力部队地方化。父亲所在的八旅二十三团也化整为零，先后组建了十多支连排建制的武装工作队，犹如一柄柄尖刀插向敌后。经过战斗考验和政治觉悟的提高，1942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指导员。此后在敌我相持、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里，父亲带领区武装工作队和地方游击队，始终活跃在游击区，战斗在打击日伪、锄奸反霸和政权建设的第一线，留下了一幕幕挥之不去的记忆。

1943年2月，驻淮阴的日军第十七师团集结日伪军2万余人对盐阜根据地进行“梳篦拉网，分进合击”的第二次“大扫荡”，意在消灭三师主力。

父亲回忆说：“日本人这次‘扫荡’来势特别凶猛，独立作战的小队都配备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而且出动了几十艘汽艇。根据旅领导的部署，主力部队转到外线作战，打硬仗。各县区的武工队和游击队依托根据地，隐蔽在有利地形同敌人周旋，袭扰迟滞‘扫荡’的进程，伺机消灭小股分散的敌人。记得2月中旬的一天，天气还很冷，我带着武工队和区小队的八十多名战士，在西塘河沿线阻击深入根据地的一个小队的日军和伪军。我们一大早就转移了战斗地区的群众，在敌人必经的河道上打了木桩和石桩，敷设了拦阻汽艇的水中障碍，并在岸边埋设了根据地兵工厂的土造地雷。队员全部隐蔽在附近村落。中午时分，敌人果然到了，先上岸的被地雷炸得乱成一团。趁敌人晕头转向，我们集中火力，先敌开火。眼看着五六条汽艇堵在河道中，鬼子伪军倒了一片，初战告捷。但敌人很快稳住了阵脚，一面在迫击炮和掷弹筒的火力掩护下朝我们进攻，一面企图清除河道障碍继续向前推进。已经在岸上的鬼子和伪军凭借着火力优势，不断向我们伏击的阵地逼近，几发炮弹下来，一大片茅草房马上燃起了大火，被轰成废墟。我们的伤亡在不断增加，关键时刻党员和骨干做到了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坚守阵地，依仗村里的有利地形死死缠住敌人，同几次冲进阵地的鬼子和伪军展开肉搏。危机中我们还看准敌人的薄弱空隙，派出战斗小组短促突击，局部反攻，夺取主动，打得敌人首尾难顾。就这样，相持到天黑，敌人一筹莫展，此时，我们发挥夜战近战的特长，发起反击，终于打掉了这股敌人的锐气，迫使他们仓皇撤离。这次战斗日军死伤十人，伪军死伤二十多人，缴获歪把子（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一门，‘三八式’步枪十多支。我们两名班长负重伤，六名战士牺牲，九名战士负伤，圆满地完成了团部下达的迟滞阻击任务。以我们的人数和装备，真枪实弹对抗百余名日伪军，在当时的根据地算得上是一场不小的胜利！后来知道，我们这场战斗是张爱萍副师长亲自指挥的，是内线阻击战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是为主力争取外线集结的时间和确保三师师部机关安全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反‘扫荡’总结时，这场战斗受到了旅团首长的表扬嘉奖。”

晚年的父亲回忆起那场战斗总是喃喃地说：“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残酷呀！我当时就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基层指挥员，平时的战斗多是除奸反霸，清剿土匪，头一次见到和日本鬼子面对面的阵势，鬼子叽里呱啦的叫喊声听得清清楚楚。那个火力真是厉害呀！牺牲的战士有几个是我从地方工作中带出来的，两个班长都是皖东北过来的，肉搏时身负重伤。负伤的战士后来都送到了王达夫（当地拥护抗战的知名中医）家里。”

这些话说了一次又一次。

抗日战争中另一个让父亲记忆深刻是参加抗大五分校的学习经历。

父亲回忆说：“五分校的老底子是洪学智从太行带过来的，到苏北后军部决定随三师行动，黄克诚师长兼任校长。五分校在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目中是神圣又神秘的。1942年8月的一天，二十三团的晁福祥代政委通知我参加五分校9月开学的二期青训班。接到通知，我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我当干部时间不长，就有了这样宝贵的学习机会；紧张的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在上海做工时上过两年夜校。开学那天，来自全军区（原盐阜、淮海两个军分区已合并为苏北军区）的两百名学员齐聚在阜宁益林师部附近的一个露天广场，听黄克诚师长的开训动员。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心中久仰的黄师长，他的湖南口音我听得不太清楚，但是我听得很认真，想记住他讲的每一句话。他动员的重点是强调我们要集中精力，克服困难，认真学好时事政治、军事技能和文化补习这三大类课程，如果考核不合格，不仅不能结业，而且现在的职务也不能担任了。”

父亲回忆说：“在五分校，一开训就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因为五分校的驻地同停翅港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相距不远，胡服（刘少奇）、陈毅、饶漱石、黄克诚、洪学智等党政军领导，和薛暮桥、骆耕漠、钱俊瑞等都来为我们上课。领导的革命经历和理论修养，大知识分子的满肚子学问，令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干部极其钦佩景仰。他们讲课生动形象，深入浅出，有时扣人心弦，有时幽默风趣，很多内容让我们终生难忘。记得胡服（刘少奇）同志讲课时从战略高度讲了当前部队为什么要化整为零，把化整为零比喻为放水养鱼。他说，今天我们化整为零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化零为整，打出新的局面。三年后，三师几万人齐装满员挺进东北，完全印证了少奇同志的预言。”

父亲说，在五分校，他第一次听到那么多马列主义的理论，第一次听到了那么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一次听到那么多中国革命的道理。南昌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遵义会议、三大法宝……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些大大开阔了他的心胸和眼界，感觉人生一下子就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起点。

父亲回忆说，学习结束后，已担任八旅政治部副主任的晁福祥同志通知他，组织上决定他接任武装工作大队的教导员，盐阜行署决定他担任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二区的区长。父亲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母亲在新四军中的经历

母亲参加新四军要从她的家庭说起。外祖父生于清光绪年间，年轻时长于医道，在颜单一带号脉诊病，悬壶济世，膝下育有八个子女，大多受过当时的新学教育，乐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盐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立后，母亲的三个哥哥先后参加了新四军和抗日政府的工作，投身抗日活动。在哥哥们的影响下，母亲和两个妹妹也经常活跃在区里抗日救国会的支前活动中。此时母亲已是青年抗日先锋团的团员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青年学生中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那个年代流行的抗日歌曲母亲晚年还经常哼唱，母亲的文艺天赋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崭露头角了。

说起参军的经过，母亲曾回忆说，那一天是中秋节前后，在八旅旅部当通信员的三哥（夏儒廉，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三师挺进东北，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哈尔滨市南岗区委书记）带着她和两个妹妹去看八旅文艺宣传队慰问地方党政机关和老百姓的演出。母亲被演出的场面和气势深深震撼了，心里想，原来新四军不光能打仗，还能演出这样好看的歌舞和戏曲呀！演出结束了，母亲还久久沉浸在激动和兴奋中。很快，在三哥的引导下，母亲报名参加了新四军，而且如愿以偿被编入了文艺宣传队。母亲参加新四军后，两个妹妹也紧随她先后加入了抗战的行列。

母亲兄妹八人，六人投身抗日，在家乡和盐阜根据地算得上可圈可点的抗属之家。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经建湖县委、县政府批准，颜单镇政府在母亲的故居门前挂起了“夏氏革命家庭故居”的光荣匾牌。

和父亲一样，抗日战争中的那片热土和那段岁月，也给母亲留下了到晚年都难以割舍的一桩桩回忆。

母亲回忆说：“进宣传队不久，就赶上了八旅的‘拔钉子’战斗。反‘扫荡’结束后，日伪军在根据地周边建了很多据点，封锁根据地同外面的联系，这些据点都是用水泥建造的，很坚固。‘拔钉子’就是清除这些据点，为将来反攻出去打通道路。三师政治部给各个旅团的宣传队下了死命令，规定营一级的部队投入战斗前宣传队要有‘壮行演出’；回来后要有‘慰问演出’。那次是二十二团的一个营接到命令开赴前线，到宝应的西北去打据点。为部队壮行时在队伍中赶巧见到了几个熟人，有两个是邻村的同学，还有两个是外村的族亲。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相互都熟悉，大家有说有笑地谈起参军的经过、部队的生活。十几天后部队回来了，我们去慰问演出，我急着找那几个熟人，很想听他们说说打据点的战斗。当听到他们的排长和指导员告诉我，他们中有两个在战斗中牺牲了，有两个负伤已送到医院，我的一个族亲负重伤，直接送到了师医院抢救。我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天旋地转，怎么都难以相信十几天前还是活生生的青年战士一下子就见不到了。后来听宣传队的教导员告诉我们，那场战斗中，全营有两个连队投入了作战，仗打得非常残酷，先后拔除了三个大的据点，每个据点都要两三天才能打下来。消灭了两百多个日伪军，但我们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三十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七十多人负伤。由于没有大口径火炮，很多战士都是往碉堡送炸药包时有去无回，牺牲了年轻的生命。那场战斗结束后，我难过了很久，深深懂得了抗日战争中每一次胜利的来之不易。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我也变得更加坚强了。”

母亲回忆说：“1945年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政治工作的加强，三师印刷厂的任务越来越多，规模也不断扩大，组织上把我从宣传队调到了印刷厂。印刷厂直属三师政治部，很多重要的文件和宣传品包括三师的《先锋》期刊和《拂晓报》都是在这里印刷的。”

母亲回忆说：“那一天是三师和两个地委的整风总结大会，听说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我在厂里等着各旅团的宣传干事和通信员来取印刷品，这些印刷品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反攻就要来到了！忽然听到大门外有枪声，紧接着靠近北墙的车间附近传来两声巨响，我冲出房门，一眼就看到车间的北墙已经坍塌，两个装机油的铁皮桶倒翻在地，熊熊大火顺着机油流淌的方向快速蔓延开来。正是五月的干燥季节，大火越烧越猛，这时厂里的职工和警卫战士正从四面赶来奋力扑救，重点是保住机器设备。就在这时，一股滚动的火团随着流淌的机油直向离车间不远的库房扑来。而那几箱上海运过来的道林纸紧靠着库房的两扇窗户，一旦这股火团蹿上窗户，后果不堪设想。那是很珍贵的纸张，是牺牲了几名战士和游击队员的生命才运过来的。我急忙招呼职工和警卫战士，在扑救这股火团的同时，冲进库房，拼死把那几个木箱转移到安全地点，紧悬的心才放了下来。忙乱中双手不知什么时候划破了，沾满了鲜血，脖颈处也在搬运木箱时被一片尖锐的铁皮刺伤，至今疤痕还在。事后才知道，这次爆炸是潜伏在根据地的汉奸引导配合日伪特务干的，他们企图溜进厂里，被发现后先是开枪打伤了警卫，逃跑时又向车间门前扔了两枚日式的‘香瓜’手雷，目的是瘫痪新四军的宣传阵地，显示他们对重要目标无孔不入的打击破坏，做垂死的挣扎。这次敌特的爆炸事件也让我更加懂得了隐藏的敌人破坏性更大，更危险！1949年随第三野战军接管上海时，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军管会清理敌伪档案，由于我牢记着三师印刷厂的爆炸案，所以工作中更细致，更认真。”

不朽的印记不朽的初心

201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前夕，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的地方，在庄重圣洁的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已过耄耋之年的父亲母亲在那里留下了他们手印，留下了他们的初心。

那一刻是父亲母亲向历史作了一个嘱托：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走过的征程印迹，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意志初心，融入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中去，融入流芳百世的传承中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那一年，父亲母亲再一次双双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

父亲母亲相互搀扶，走出新四军纪念馆，望着苏北秋日那碧空如洗的蓝天，仿佛又回到了那片热土，又回到了那段岁月。在那战火纷飞的夜晚，在那风雪交加的黎明，他们曾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