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君豪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就在中国大地上制造出来了。中国先民凭借超人之智，进而改善制陶术，日后出现了比陶器更好的用具——瓷器。

延及东汉，积千余年成败的经验教训，制瓷术飞速前进，瓷窑产品已大体与现在产出的瓷器相似了。由魏晋南北朝而入隋，中国窑场内烧出了白瓷茶碗。唐代的制瓷业跨步迈前，全国二十余窑场的饮誉者有定窑、邢窑、邛窑、越窑、昌南窑、潮州窑，而以越邢两窑号唐代两雄。越窑在今浙江余姚市上林湖一带，余姚古属越州。越州窑工把青中夹黄的釉料改进成苍翠的丛山般的颜彩，晚唐诗人陆龟蒙说它是“夺得千峰翠色来”，可知其着色之美。器上画有花鸟、人物、几何图案。邢窑的所在地，古属邢州。所产窑器，胎质细洁，釉色白润，如银似雪，丰富的产量，全国各阶层人皆可用到。越窑的青釉与邢窑的白釉制作非易。烧青釉至一定火候要严密调节其温度和通风量，好让燃料生成的少许一氧化碳将釉中微量的铁还原为氧化亚铁，由此而获青釉。制白釉则须选择纯净的原料和细致周密的加工。这些技术，唐代窑工都很熟练，真正体现了唐代青白两瓷的高超水准。

宋代的瓷业是中国制瓷的黄金时代，那精良的选料、工整的造型、艳丽的釉彩、优美的图案、高雅的格调，很是养眼。国内窑场之著者，北方有定窑、钧窑，南方有龙泉窑。定窑在今河北曲阳之涧磁村与燕山村，古属定州。窑产乳白色瓷，人谓“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所烧绿、酱、黑诸瓷也是驰誉当时的。器皿上有贴花、印花、刻花。窑工创成的覆烧术，使产量猛增。

元代瓷器重蓝釉花纹、红釉花纹和朱砂釉等色，主产地系景德镇。由明迄清，景德镇窑场已成全国瓷业中心，有瓷都之誉。此地出产各种釉色和彩瓷。其余瓷窑，遍及国内。明世宗嘉靖、神宗万历时的红釉瓷与蓝釉瓷，也出自该地。清世宗雍正、高宗乾隆时的“古月轩”瓷，学者评为古今独一无二的神品。景德镇瓷业之盛，全国少见。

中国的瓷器与制瓷术在唐宋两朝已传入朝鲜与日本。日本制瓷晚于朝鲜，迟于中国千年。“奈良三彩”系其上釉陶器的滥觞。从奈良到平安，日本窑场没有烧出够格的产品，专靠从中国进口。后崛河天皇安贞元年加藤四郎自宋归来在尾张的濑户，率先烧制宋式陶器。其成品为茶褐的底色上用黄釉涂以花斑。后五郎太夫祥瑞自明归来，在有田烧制的陶器，釉白而闪光，几何形花纹，十分精致。正亲町天皇天正年间长次郎烧制的“乐陶瓷”，端庄而含温暖的色调。此时日本的陶瓷业已兴办但未发达。

东南亚的瓷器，唐代有大宗输入，人们在新加坡的柔佛海峡附近捡到许多唐青瓷碎片。已故的中国学者韩槐准在文莱购到过唐式的黑、青釉两耳樽各一。雅加达博物院收存的青水壶也是唐代制品。马来半岛彭亨的瓜拉立卑金矿场出土的四耳青瓷樽非唐产莫属。宋代的外贸商以陶瓷跟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阇婆（今印尼爪哇岛中部）、渤泥（今文莱）换回当地的土特产。他们输入该国的瓷品有杯、钵、碟、碗、盆、瓮等，下延至元明清，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照常贸易。如今，中国的古陶瓷在菲律宾屡被挖出。它有力地证明了古代中国和东南亚诸国贸易的兴盛。

华瓷出口西方，陆上沿丝绸之路自西安而达波斯，海上越波斯湾而达非洲。考古学家在印度、伊朗、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掘出若干唐宋元明的残瓷。埃及先民很早就会制陶，直到十一世纪，一名赛尔德者学习了华瓷的制法而造出了宋式瓷器。

欧洲载籍首先提到中国瓷器的，当推供职元朝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华瓷于中世纪辗转入欧，能享用的只有贵族阶层。中欧流传一个故事，说萨克森（今德国东部）国王艳羡其邻国君主所得的几个华产插花瓷瓶，百计思得之，未几沟通关节，他用四队近卫军换回十二只花瓶。这十二只群呼的“近卫花瓶”现仍收藏在德累斯顿博物馆内，供人参观。英国主教瓦含于1502至1532年留给牛津大学新学院的“瓦含杯”，底印明孝宗宏治年号。这只青瓷杯被安置在一银座上，现仍由该学院保管。

中国的制瓷业素来居世界之首，至清末衰落了。最近的四十余年来，制瓷业大步赶了上去，又恢复了青春，走在世界的前列。欧洲人于分布世界多处的华瓷癖好不衰，饶有兴趣地开展华瓷的学术研究，写就论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申说自己的见解。前人朱琰的《陶说》、蓝浦的《景德镇陶录》、项子京的《瓷器图说》皆已译成英语。这表明华瓷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多么重要，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