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荣

父亲离开我们已33年了，他瘦削而略显佝偻的肩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依稀记得在我八九岁时，一个春夏之交的后半夜，熟睡中的我突然感到一阵燥热袭来，头痛欲裂，咳嗽不止，父亲闻声而至，伸手摸了摸我发烫的额头，毫不迟疑地叫我穿衣起床，要带我去大队诊所看病。我下床后两腿发软、站立不稳，父亲二话不说，蹲下身子，叫我伏上他的肩头。于是，我便趴在他瘦骨嶙峋的肩上，由他驮着，在黑暗中向大队诊所疾走。诊所值班的医生为我量了体温，大约是打了一针退烧药，就催我们赶快去公社医院。父亲又驮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往十里外的公社医院赶。头脑昏沉的我听着父亲粗重的喘息声，几次挣扎着要下来自己走，可父亲坚决不允，直到急诊医生为我开了药，挂上水，父亲才坐下来歇会儿。

父亲的肩不只属于他的儿女，更属于他的学生。他把我托付给病友后，便匆匆步行返回，他要赶在上课前回到学校。在我住院的几天里，他总是晚上天黑后到病房，第二天天不亮就急着往回赶，竟不曾耽误过学生一堂课。

父亲所在的学校其实是一个教学点。全生产队60多个孩子都挤在一个复式班上，设一二两个年级。父亲是教学点唯一的老师。上课时，他用粉笔在黑板中间画一条竖线，左右两边板书不同年级的内容。他先让二年级的学生预习，给一年级学生上新课；然后布置一年级学生写字或做数学题，再教二年级的新课，如此循环往复。父亲不但教语文、数学，还教音、体、美，他用五音不全的嗓子，教孩子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父亲只有初中文化，刚毕业就做“先生”，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比如汉语拼音，他之前没有学过，为了教好学生，他虚心向年轻的老师请教，还对着镜子练口型。前几天，遇到一位儿时伙伴，他感慨地对我说：“我现在电脑打字用的拼音，还是你爸爸当年教的呢，可惜他走得太早，如果健在的话，我会经常去看望他的。”听闻此言，我两眼模糊了。倘若父亲知道几十年前的学生还记着他，想必会含笑九泉的。

小时候，我们随父亲工作调动而搬迁，远在老家年迈的爷爷奶奶是父亲的牵挂，每隔一段时间，父亲下班后会步行十几里路去老家看望，与老人唠唠家长里短，我有时会与他同行，看着他那瘦削的肩头，我恨自己不能为他分担些重负。父亲微薄的工资，除了供我们兄妹读书和维持家用，还要挤出一些赡养爷爷奶奶，他自己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都磨出了毛边。

做民办教师30多年，父亲终于等到了转正的那一天，他似中了状元般高兴。哪料，天有不测风云，长期操劳的父亲竟患了不治之症，多方求医，终是无力回天。凝视父亲临终前抽搐的双肩，我心如刀绞。父亲的生命，永远停在了54岁。

一个月前，我办了退休手续，如果父亲在世的话，我有充裕的时间可以陪他聊聊过往，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想带他坐一次高铁，体验时速300公里的感觉；想带他去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想给他买一件像样的羽绒服，让他暖暖和和地过冬。然而，这一切都只能成为虚幻的念想，正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

父亲瘦削而佝偻的肩，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