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祥

人的一生，面对社会、家庭、事业、亲友，总会有很多的回忆。而最容易让人记住的，一定是那些刻骨铭心的人和事，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比如，48年前第一次戴上“钟山牌”手表的事，就始终让我难以忘怀。

确切地说，我对手表的“初恋”是从初中阶段开始的。在课堂上，我留意每位任课老师手上戴表的式样，课后不时用钢笔在自己左手腕上画上一块，且样式多变，自得其乐；而我“初吻”手表，则是在高中毕业回家当上生产队长后的1976年初。

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年代，社员每天上下工全靠生产队红旗（升旗上工降旗收工）为号，而这个“升旗手”非生产队长莫属。为能准确掌握作息时间，我利用去公社办事机会到供销社买了一个小闹钟放在家里。尽管早上和下午上工时间能掌握了，但中、晚收工时间仍靠估算，因事延误降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此社员颇有微词。鉴于此，想买块手表的念头油然而生。

事有凑巧。3月中旬的一天，在外跑采购的大表哥找我有事，左手戴着的手表煞是显眼，这在当时绝对是“潮人”的标配！我迫不及待让他抹下让我欣赏欣赏。这是一块“钟山牌”手表，精美的造型加上锃亮的表带显得高雅大气，尤其是“毛体”的“钟山”标识，更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让我爱不释手。表哥看出了我的心思，直言如果我想买就准备30块钱，由他负责办成。也许是出于冲动，我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

可冷静下来又犯难了，虽然只要30块钱，在那时却是我小半年的劳动所得啊。当我把想法告诉老婆时她反而很支持：“把肥猪卖了，去买吧”。就这样不到一月，我就成了全队第二个（在外当官做手艺的不算）戴表的人了。在初戴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白天一得空闲就拿下来不停摆弄亲吻，晚上休息时把它靠在耳朵上听“锣音”，伴随着清脆的“滴答”声轻松入眠。

自从有了这块表，我比原来神气多了。开社员会时总把袖子扯得高高的露出表来，还不时借讲话机会举起左手做些动作，生怕有人看不到；有个别社员迟到，我故意用手指着手表说“你迟到X分钟了”；当有人问“现在天多晚了”，我会快速伸出手来看下表告诉他；偶尔有人提前收工，我同样让他们亲自看表承认错误；走亲戚或和朋友见面握手时，总是左手上前，极尽显摆之能事。

自从有了这块表，我做人做事更有定律了。社员上下工按时按点，大队或公社开会都能提前到达，无论做什么事时间观念特强。尤其是执行上级方针政策、决议决定就像“三针”一样紧绕轴心，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从不偏离。对待工作也像手表一样不时拧紧发条，始终保持最佳运转状态，满负荷奋力前行。

手表来之不易，所以我倍加爱护。为了保养，特地买了一块手帕每天为手表洁面、擦身，让它始终光彩照人。虽如此，也出现过令我不悦的事情。记得有一个好友因到女方家相亲找我借表，回来后不是先还表而先请我吃饭，半斤洋河普曲下肚后才说实情，原来在帮女方家干活时不小心把表面划了一道痕。碍于情面，我当时只说“没事没事”，可谁疼谁知道，否则怎会轻易醉酒！回来后用牙膏整整磨了一个晚上，从此再有人借表就设法找借口婉拒了。如今想来，既觉惭愧又觉好笑。可话说回来，只怪当时手表太金贵才让人如此吝啬。

改革开放后，市场放开了，手表不再是“一表难求”。除了进口的名表外，普通手表的价钱也便宜了许多，我也先后换了“苏州”“西铁城”等好几个牌子。虽如此，那块陪我多年的“钟山表”始终被我视作“宝贝”收藏在柜。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有了手机，手表就少戴了。但我仍不时地想起那块钟山表，它是一个年代的见证，是我初入职场的纪念，也是近几十年来最让我珍视的记忆。

前几天，我在老家帮老伴“曝伏”时又见到了那块钟山表，虽然它历经沧桑表面泛黄，可我依然觉得十分亲切，拿在手中感觉它仍在不停地跳动。那有节奏的“滴答”声，仿佛是催人出征的鼓点，激励我余热生辉，银龄奋进！

作者简介：阜宁县沟墩镇政府原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