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法金

父亲走后，大哥二哥整理遗物，在橱柜深处翻出一个小小的皮包。

大哥轻轻打开，一叠大大小小、红蓝相间的本子整齐地安放在里面。大哥逐一看去，那竟是我从小学直至大学毕业的全部印记：小学毕业证、初中毕业证、高中毕业证，入团证书，市“三好学生”奖状，还有大学时期各类荣誉证书，连同往来的旧书信，尽数妥帖收纳于此。那张1985年7月的小学毕业证，历经四十一载岁月，依旧完好。

大哥睹物唏嘘，细心地将物件包好，递给一旁忙碌的我妻子：“交给老三，这些东西，珍贵着呢！”

事后大哥特意找到我，语气沉甸甸的：“老三，父亲心里最记挂的就是你。你读书这些年所有的证书，他都一一替你收好，专门藏在一个皮包里。”

泛黄的纸页，像一条绵延的时间长河，将尘封已久的少年读书岁月铺展在眼前。刹那间，热泪奔涌。

我们家兄弟三人，唯有我一路读书走到大学本科毕业。大哥高中便入伍当兵，二哥初中毕业学做泥瓦匠，唯独我，被父亲执意送进学堂，继续读书。

我自幼体弱多病，初中毕业，我离高中录取线差了四分，名落孙山。那年我才十五周岁，身形瘦小，终日病恹恹的。看着孱弱的我，父亲满心焦灼。

那时高中有政策，缴纳一笔培养费便可入校就读。得知消息，不善交际的父亲四处托人，辗转恳请学校领导，盼来答复：可以入读陈良中学，但除去学费，还要另交五百元培养费。学费、培养费加上生活费，将近六百元。在20世纪80年代末，六百元对我们家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

两年前家里刚盖完四间瓦房，外债还压在肩头，大哥二哥的婚事又悬在心上。几亩薄田便是全家的指望。我记忆里，父母永远在日夜劳碌，脊背被压成了微微佝偻。

邻里亲戚纷纷前来劝阻父亲：“别再供三子读书了，把眼前的日子过好才是最要紧的。六百元，足够再砌四间瓦房。”那个年代的农村，很少有人相信读书能够改写命运。

父亲是普通的庄稼人，他并未奢望我一朝飞黄腾达。面对旁人的规劝，他只是沉默，嗓音朴实地回应众人：“老三身子弱，十五六岁出去谋生扛不住风雨，去读几年高中，权当在学校养养身体，多识几个字罢了。”

旁人只看见花销的沉重，看不见父亲心底那份隐忍的疼惜。他咽下生活的窘迫，扛住周遭的非议，硬是把我送进了高中校门。

可现实终究不如人意。三年寒窗，我只是身形稍稍长高，依旧高考落榜。回到村里，闲言碎语扑面而来。有邻居当着父亲的面嘲讽：“当初劝你不听，四间瓦房，就这样打了水漂。”

每每听到这些话，父亲从不争辩，只是垂着头，默默承受所有冷言与讥讽。他从不在我面前流露半分怨怼。那些流言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满心愧疚与自责。

落榜之后，我做过代课老师，学过泥瓦手艺，又数次外出务工，但终究逃回了父母两间简易的蜗居里。

一夜打草包劳作结束，夜色深沉，他轻声问我：“三子，你往后打算怎么办？”

1993年临近国庆的夜晚，父母在灯下打草包，我坐在一旁搓草绳。昏黄灯泡摇曳，稻草的气息弥漫屋内，我鼓起勇气开口：“爸，我想复读一年。”

父亲骤然一怔，手上的活计停了下来。他点起一支烟，深深吸入。许久，他抬眼望向我：“三子，你真想好了？”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父亲没有慷慨激昂的鼓励，没有动人的言辞，却以庄稼人特有的坚毅，一次次顶住家庭的重压，扛住世俗的偏见，默默托举我的人生。

往事翻涌，恍如昨日。

茶几上这一本本证书，虽然写着我的名字，字里行间，处处皆是父亲无声的付出。他不善表达爱意，把牵挂藏进皮包，把隐忍埋进骨血，把坚毅化作托举的力量，所有深沉的父爱，尽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