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贵

我对一年四季里的二十四个节气记忆较浅，但对霜降却有着一种切肤之感。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深深领教过它的滋味——一个不亚于春耕夏收的农忙时节，于霜降时节拉开了帷幕。

霜降时节严肃且时不我待。霜降后，大田里的水稻垂颈弯腰，黄熟待割；雪白棉花铺成海等着采摘。田边地角上饱鼓鼓的黄豆、河塘里泛红的菱角、蚕房里昂头吐丝的晚秋蚕、圈舍里膘肥体壮的猪羊……

那年头，我家每年都要养三四头猪，猪的粗饲料除了我们兄弟三人“挑猪菜”外，屋后几分地种胡萝卜、栽山芋。妈妈日夜辛劳，奶奶带着我们做拉山芋藤、挖山芋等之于肩挑水稻而言属于的“轻活”。我家的山芋，或许是因为紧挨猪舍粪坑，长得肥硕。山芋叶足有两尺厚，藤子伸长过丈。暗霜一降，这前一天还是嫩乎乎的山芋茎叶随即会耷拉下来变成黑色。因此，栽山芋的人家不管多忙，必须抢在霜降前把山芋藤拉回家切碎制成生猪越冬的饲料，还得把山芋挖回家腾田种下。

望着一田的山芋地，瘦小的我们哪里是那又长又粗的山芋藤的对手。在奶奶一声声“马上就要霜降了，霜一打，山芋叶子全瘪了”的催促下，我们拉呀拖呀，捆呀抬呀，借着月光忙到深夜才把那肥壮的山芋藤“抢”在霜降前弄回家，足足堆了一厨房外加一敞篷。晚饭后，我们已无洗漱之力，一个个躺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第二天一早起来一看，昨晚堆积的山芋藤已被妈妈、奶奶“切”成两座“山”。我分明看到，妈妈白天握镰刀、夜里抓菜刀的手上血泡磨破了，缠着很厚尚印着血的布带。

霜降留在我心灵深处更大的印记，是我20世纪80年代在基层供销社的十年。大丰种植量最大最多的是棉花，一入秋，新棉上场，供销社收购棉花成为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热点、焦点”，公路上、河道里，人挑、车运、船装，每个收花站都人山人海，十分繁忙。1984年，年仅23岁的我成为一个基层供销社综合购销站的站长。棉花收购上有条“行规”，以霜降为界，之前上场籽棉叫“霜前棉”，之后便是“霜黄棉”，两者之间相差一到一点五个品级。县政府、县供销社在霜降前要召开专题动员大会，动员农民在霜降前掀起“抢拾、抢晒、抢售”棉花的热潮。轧花厂要求各收棉站严格区分，逐站“盘点”，不断抽样，严密监控“暗霜棉”上市轨迹。然而，一切“忙点”都一度集中在收棉窗口。因为“霜黄棉”不值钱，有些农户见花就拾，有花就卖，如此一来，棉花蜂拥至收棉窗口，棉检员一天验棉开单上千笔，场外售棉农户人挤人、担靠担，后院打成75公斤的棉包，堆放满场，不断被一件件装上船运交轧花厂，来不及运的则被三截跳板堆成棉山，大老远就能看到白色“峰顶”。身为一站之长，我已然成为一头不畏虎的牛犊，和同志们一起与时令节气赛跑，一连几天五更起半夜睡，哪个环节忙就出现在哪里，连续多年安全顺利地完成周边五个村子的棉花收购运交任务。那些过往已经远去，但在我的心灵深处，临近霜降采收山芋藤，抢收“霜前棉”的场面如胶片电影，放映着我的似水流年。难怪数年之后，我时而还会于深夜惊起：“快霜降了，棉花过磅、打包、上堆，带些节奏哟。”

记住过往，牢记霜降，是因为霜如剑，伤青绿，农事不等时。还是因了农民尊重自然，守住耕种庄稼一份自然品相的坚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