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稀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北农村，食材的获取和处理方式还很原始，解决温饱是每家每户的头等大事。平常吃上大米饭是奢望，能吃到面食便是味蕾最大的满足。母亲，就是我家的灶台面点师。

土灶点燃后，只见母亲在大铁锅里倒进半锅东汊河的“灵魂之水”，又在脸盆里舀进两半瓢自制的又黑又粗的面粉，加适量水调成面酵状，然后用小汤勺一勺勺挖起来，扔进开水里。过一会儿，将切洗干净的青菜或白菜倒进锅里，再撒上一小汤勺的菜油、一点粗盐，盖上木锅盖后，抽动土灶的风箱，呼哧呼哧，灶膛里烈火熊熊，锅里噗嗤噗嗤冒着热气，二十多分钟后，一锅散发着菜香味的疙瘩面就出锅了。啪啪啪，七个瓷碗大小不一，在灶台上一字排开，母亲拿起大勺，俨然一副酒店大厨的模样，高高盛起，低低倒下。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能吃上一碗这样的面疙瘩，真是莫大的口福啊。

母亲幼年时过继给上海的二叔家，12岁时被外祖母“索回”。“外放”时，母亲潜移默化地学会了不少上海面点的做法。那时候，早晨或晚上，农家人大多喝粥，喝的是那种能照见人脸的薄粥，由大麦面、玉米面、山芋粉等调制而成。母亲怕我们饿，常做一锅“撒花饼”，有时“掐”着吃，还能吃到第二天。所谓撒花饼，就是母亲在大碗里将自加工的粗黑面粉调成稀糊状，再用菜油把铁锅“粉刷”一遍，待锅热后舀起一大勺面糊，从锅底用力向锅壁一甩，将面糊撒成爆炸式的薄饼，一个个似小孩手掌。稍等一会儿，用铲子翻身，再用筷子把双面熟的饼子夹进盘子里，一股葱香味扑鼻而来，馋得我们口水直流。原来母亲在调面粉时放了适量葱末，令其成了这道撒花饼的灵魂之味。

我家的“菊花蹄”，堪称母亲的手工创造。有一天放学回家，见母亲坐在小凳上，面前摆着一张高方凳作工作台。她先用钳子夹住一块罐头铁皮，剪出饺子皮大小的圆片，再用钳子将其边缘夹出皱褶，用锤子敲出菊花形的器具。接着再找来一根粗铁丝，扎成双股，一头呈圆弧形，便于手抓；一头呈双开形，正好卡住做好的“菊花”。大功告成后，母亲先将白萝卜去皮切丝焯水捣碎，加入面粉，调制成半稀半稠状，再用勺子舀起倒进自制的“菊花蹄”中，轻轻放进滚开的油锅里，稍等一会儿，面糊便自动脱落掉进油锅里……不到半小时，就做出一只只形态可掬的“菊花蹄”。我伸手捏起一只放进嘴里，烫得嗷嗷叫，吃着香喷喷，心里却美滋滋的。

过年更是母亲大显身手之时。无论日子多艰难，家家户户都要蒸年糕、大饼、馒头。我记得，母亲总是早早地让父亲买回糯米，加进家里的大米，提前用水泡，再到生产队“打米粉”的地方，排队等候“踩踏”碾压出年糕粉备用。母亲将上年储存起来看似发了霉的酵母取出，配上父亲新买的新酵母，先在一只大木盆里调制面团，加进酵母、适量的温水，反复揉搓……最后将面团倒进一口大缸里，盖上木盖，再抱来两床棉被捂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那时，整个生产队上百号人家，只有一套蒸年糕的糕箱、一套蒸饼和馒头的蒸笼，需提前排队预约。记得轮到我家，经常是下半夜。母亲把我们叫醒，各自分工。父亲去别的人家“接”糕箱和蒸笼；姐姐们负责烧锅，铺柴帘子，摊开大匾，擦干净再洒水；我和哥哥负责翻凉倒在柴帘、大匾里的年糕、馒头和大饼。母亲先在糕箱格子里筛米粉，刮平填实，然后提住两边，突然高高举过头顶，将糕格子反扣在预先放置好的蒸笼抽屉上，只见年糕一排排、一对对，四四方方、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笼屉上。年糕蒸完后，母亲掀开大缸，抓出一大团面，开始捏馒头、包子……这样一直忙到早晨七八点钟。我们困得睁不开眼，母亲却像往常一般精神，整理刚蒸好的年糕、馒头和大饼，并特意拿出二十多块年糕和一二十个馒头、大饼，放进糕箱和笼屉里，作为租用馈礼，让父亲尽早送还。

蒸出来的年糕、馒头和大饼，留了很大的余量。正月十五后，母亲把吃不完的年糕、切成饼角的大饼晒干储存，一直能吃到夏天。我们上学的书包里，常放着年糕和饼角，既充饥，又当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