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荣 井昱棋

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关于“文字下乡”所作出的思考，核心在于揭示文字作为外在技术符号系统在乡土社会中的局限性。这一分析是对20世纪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深刻观察，它在今天数字化社会中呈现出新的理论张力。数字化的一个重要侧面，是一种新型技术符号系统的提供、传播和互动。在费孝通看来，“文字下乡”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文化传递问题，而是两种认知体系、两种社会结构的对话与冲突。同样，当“数字下乡”面临类似的处境时，也需要有效处理不同认知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对话与冲突。

费孝通笔下的“熟人社会”：话语与文字

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社群”，也叫“熟人社会”，其运行逻辑建立在直接经验、口头传统和身体记忆基础上。在熟人社会中，“文字是多余的”这一论断，揭示了乡土社会的独特性。费孝通认为，熟人社会是传统乡土文化的根基，其运作逻辑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尽管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其逐渐式微，但熟人社会的文化基因如关系网络、礼俗观念仍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延续，成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入点。

在“面对面社群”中，交流工具依赖即时情境与非语言符号（如表情、手势、语调）辅助，具有高语境性。而文字是“间接的说话”，在空间或时间阻隔的情况下才需要。如在城市陌生人社会中，文字帮助跨地域沟通；在乡土社会中，熟人间无需文字也能达成默契。因而，文字的普及需要转变相应的社会结构。当乡土社会逐渐从“面对面社群”转向更复杂的现代分工协作模式时，文字成为必要工具。费孝通将文字比喻为“话语的影子”，其抽象性使其适用于时空阻隔的场景（如书信、法律条文）。费孝通通过对比文字与话语的本质，揭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密码：在“面对面社群”中，话语是维系人情、礼俗与秩序的核心纽带；而文字作为外来工具，其引入与普及必然伴随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

乡土社会的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具身性”特征。农业技艺、伦理规范、社区历史等核心知识嵌入具体实践和人际网络中，通过示范、模仿、口耳相传得以延续。这种知识传递方式高度依赖情境，与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紧密结合。文字作为一种去情境化的抽象工具，在表述地方性知识时可能会遭遇“意义损失”。费孝通观察到乡村私塾教育的困境：学童们背诵《三字经》却不解其意，文字成为脱离生活经验的空洞符号。

更为关键的是，乡土社会的权力运作不依赖文字系统。习俗权威建立在可见的年龄、德行和实际贡献等方面，纠纷调解依靠的是共同认可的“礼”、而非成文法，资源分配遵循的是长期形成的习惯、而非书面契约。文字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工具，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缺乏制度性需求。这种社会结构与认知方式的稳定性，使得“文字下乡”遭遇深层的文化抵抗。

近代“文字下乡”背后的现代性规划

跳出乡土社会看“文字下乡”的缘起，可以发现近代中国的“文字下乡”不是简单的教育普及，而是推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文字被赋予“开民智”“救国救民”的神圣使命。在这一叙事中，文盲被视为落后的标志，文字能力成为现代公民的准入资格。这样的话语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现代性规划：国家需要通过标准化文字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文化统合”。

文字作为国家权力的技术载体，其下乡过程实质是治理逻辑的转换。统一的文字系统使国家政策得以跨越方言障碍直达每个村庄，使人口统计、土地登记、税收征管等治理行为成为可能。当农民学会书写自己的名字时，就被纳入国家的“可视性”管理体系。费孝通敏锐地指出，“文字下乡”是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字下乡”还隐含知识权力的重构。传统乡土社会的知识权威分散在长老、乡贤、匠人等地方精英手中，而文字教育则将评判标准转向由国家认证的标准化知识人士。当农民通过识字课本取代口传谚语、农业技术手册取代经验观察，一种新的认知权威随之确立。这一过程，虽然促进了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但也造成地方性知识边缘化。文字成为现代知识与非现代知识间的分界线，掌握文字意味着获得进入现代世界的通行证。

数字化时代“新文字下乡”的特征与处境

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普及的今天，费孝通笔下的“文字下乡”问题以新形态重现。数字化指标取代识字率指标，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新尺度。数字化乡村战略、电商扶贫项目等要求农民掌握比单纯识字更为复杂的数字技能。这场“数字下乡”，需要解决的是以数字化符号为主体内容的技术工具与地方知识体系间的兼容性问题。

文字是抽象符号，数字则提供了抽象符号之外的虚拟直观、虚拟面对面等交流方式。数字的应用包含与文字相对的口语活动，同时增加了相比文字应用而言更高的技术和经济成本。以智能手机在乡村的普及为例，一方面，微信语音功能降低文字输入的门槛，短视频平台使信息传递回归视觉直观；另一方面，二维码、移动支付、在线政务等数字服务构建了新的符号依赖——用户需要理解菜单选项、填写电子表格、阅读条款说明等，增加了技术难度。

更为深刻的变化发生在认知层面。算法推荐机制塑造的信息环境，正改变着乡村居民的知识获取方式。传统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网络被全球化的数字信息流穿透，年轻人通过快手、抖音等学习城市生活方式，老一辈的农耕经验在短视频平台上被重新包装为“土味知识”。这种变化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加速地方文化传统的流失。“数字下乡”，标志着一场新的现代化运动的开展。

“数字下乡”路径的优化：技术符号与社会的双向互动

回望《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分析，费孝通揭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理论问题：技术符号系统与社会格局的互动关系。文字不是中立的工具，它携带一整套认知方式和权力关系；社会也不是被动接受者，它依据自身逻辑对外来技术进行选择、改造和抵抗。这种双向互动过程，在今天的数字技术扩散中同样清晰可见。

当代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超越简单的“技术输送”思维，认识到文字或数字工具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与地方社会传统的融合程度。一些“乡村网红”培训项目成功的原因，在于它将直播技能与当地传统特色结合。好的社会干预，应当既能洞察大传统的变革需求，又尊重小传统的自主逻辑。

《乡土中国》的持久价值在于，真正的现代化不是用城市文明替代乡村文明，而是在不同文化逻辑间建立对话空间，在推进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发展的同时，维护乡土文化的自主性。“文字下乡”的经验提醒我们，任何技术推广都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谁的现代化？为谁而现代化？在追求发展效率的同时，如何坚守为人民造福的立场，如何保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这些问题在从文字时代走向数字时代的今天，变得愈发紧迫而深刻。

（马荣为盐城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盐城工学院江淮人文研究院研究员；井昱棋为盐城工学院江淮人文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