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念

母亲给了我三次生命。

1961年8月8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星期二，是我出生的日子。我父亲是镇上小商人的过继儿子，当了三年兵，退伍后在乡务农。我的母亲是镇上裁缝的二女儿。商人的儿子，裁缝的女儿，两人又是同龄，这婚姻给人感觉门当户对。婚后分家单过，正赶上“饥荒蔓延”饿死人的年月，小家庭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到了饭点，父亲不得已便会背上我，到祖父祖母那里蹭饭，留下母亲一人在家，守着一口冷锅灶。父亲那时可能不太会体恤人，同时慑于祖父的威严，也就顾不上母亲的饥寒。我记事后，母亲常酸酸楚楚地对我说：他哪怕就是在手心里捏一个锅巴团带回来，也是一颗心啊！

十岁那一年冬天，我得了肺炎，打了一个星期的青霉素，表面症状似乎好了许多。那时母亲因积劳成疾，正患着严重的肺结核。开春后，父亲带母亲去县城医院检查治疗，顺便带我去做了一个X光。检查结果让一家三口都惊呆了，我的肺炎已恶化成肺结核。于是，赶紧去学校办了停学手续，回家休息治病。此时，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相继出生，一家七口，两个病人，仅父亲一个劳力，家庭负担之重不言自明，茫茫雪地上加了一层又一层的霜。母亲拖着病躯，坚持劳作，操持家务。一家人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度日。可恼的是我的病情，虽经打针吃药，非但不见好转，反倒一日重过一日，最严重时连日高烧不退，咳嗽不止，人都迷糊了。一次躺在车站椅子上，恍惚中听得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徐老师在边上叹息，这孩子，学习成绩好着呢，太可惜了……

我在生死线上挣扎，母亲的病情也日渐加重。家中哪能负担得了两个病人的医药费呢，母亲便常常停了自己的治疗，举全力为我治病。这时幸遇滨海坎南一位姓王的医生，服用了他开的三个疗程、十五剂中药之后，我的病霍然痊愈。其后，父亲带着母亲去求诊，王医生也给开了中药，服用后效果不像我当初那般明显。那位王医生讲，因为母亲是成人，且病时已久，病症顽固，须多些时日，服药同时需加强调理，休息、营养不可少，这样方可慢慢好转。那时，去就诊一趟得花费十五元左右，为我治病已然债台高筑，现在上哪儿再去借钱看病呢？更别说加强营养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家人就这样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病情日趋加重恶化，于1976年撒手人寰，年仅38岁。

母亲去世后，我一度想辍学，找点事做，来分担父亲肩上的重担。听了我的想法，父亲有点犹豫，便带着我去跟外婆商议。外婆一口回绝了，对父亲道：他妈妈再三叮嘱，让他把高中念完。如果他成绩不好也就罢了，现在他成绩这么好，不上学太可惜了。对我说：好好上学，才对得起你的妈妈，知道吗？外婆的一番话，让父亲和我倏然想起母亲的临终嘱咐，都觉得不忍辜负，回家时父子俩一路默然。就这样，我强按住悲伤和忧思，在困顿中继续着高中学业，后来幸逢国家恢复高考，得以走进大学校门，母亲的遗嘱再次护佑我开启了新的生命征程。

母亲在病中，还有一事放心不下，多次对我和大妹说，你爸耳朵根子软，一旦找了后妈，你们两个大些，要知道护着弟妹。果不其然，两年后，一个晚上，父亲对我和大妹说，他想找个伴儿，有人家介绍了一个。我和大妹哭着反对，可是没管用。不久，可能是父亲也觉得他们之间不合适，加之外婆一家人的反对，便结束了这段关系。

人生长旅，在凄风苦雨中，是母亲以她的血肉之躯和青春年华为代价，孤注一掷，赢得了我的第二次生还；即使当她去了天国，仍然于遗嘱中庇护着我和弟妹，尽可能少遭些风浪颠簸，得以安然前行……

虽命运多舛，但有幸三生，因为有了我亲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