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海者，盐丁也。

盐丁者，服盐役之丁壮，也称“灶丁”。盐城经济自古以盐业为主，其民多为盐丁。《宋史·食货志》记载：“其鬻（同煮）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户有盐丁”。盐给人们带去美味，盐丁自己却只有苦味。产盐区都说世上有三苦：烧盐、打铁、磨豆腐。清代学者范端昂在《粤中见闻》中慨叹：“天下人惟盐丁最苦”。农民苦，自古尚有田园生活的颂歌。就不谈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看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穷是穷的、苦是苦的，但怡然自乐，真的是有清平之乐。而古今诗文中却从没有盐民的一丝笑意，有的是悲苦、悲恸、悲号。

天雨盐丁愁，天晴盐丁苦。

烈日来往盐池中，赤脚蓬头衣褴褛。

斥卤满地踏霜花，卤气侵肌裂满肤。

晒盐朝出暮时归，归来老屋空环堵。

破釜鱼泔炊砺房，更采枯蓬带根煮。

糠秕野菜未充饥，食罢相看泪如雨。

盐丁苦，苦奈何，凭谁说与辛苦多。

呜呼！凭谁说与辛苦多。

这是清代诗人任宏远所作《盐丁苦》。《盐丁苦》几成古诗乐府旧题与惯用语。明代《淮南中十场志》收录了季寅一首《盐丁苦》：“盐丁苦，盐丁苦，终日熬波煎淋卤。胼手胝足度朝昏，食不充饥衣不补。每日凌晨只晒灰，赤脚蓬头翻弄土。催征不让险天阻，公差迫捉如狼虎。苦见官，活地府，血比连，打不数，年年三月出通关，灶丁个个甚捶楚”。

古代盐民的劳动环境和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在海风烈日的滩涂高强度超负荷劳作。煎盐的盐丁苦，晒盐的盐丁也苦；井盐的盐丁苦，海盐的盐丁还苦；前朝的盐丁苦，后世的盐丁更苦。其工劳苦，其生凄惨。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民间户役最重者莫如灶户”。杜甫有诗句“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记井盐生产中男女工役之辛劳。元代画家、诗人王冕的诗《伤亭户》，讲述自己亲眼所见老盐民的凄惨生活，“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又被追索盐税，“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明代长芦盐运使郭五常有诗《悯盐丁》：“煎盐苦，煎盐苦，濒海风霾恒弗雨，赤卤茫茫草尽枯，灶底无柴空积卤。借贷无从生计疏，十家村落逃亡五。晒盐苦，晒盐苦，水涨潮翻滩没股，雪花点散不成珠，池面平铺尽泥土。商执支牒吏敲门，私负公输竟何补。儿女呜咽夜不饮，翁妪憔悴衣褴褛。古来水旱伤三农，谁知盐丁同此楚”。海盐生产濒海，海潮、水、旱、风、虫、雪皆能成灾，清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十八、十九日，暴风连天，滔天海潮冲破范公堤，溺死两淮盐场男女灶丁五万多人。晚清革新盐政的陶澍也承认，盐民“栖止海滩，风雨不避，烟熏日炙，无间暑寒，其苦百倍于穷黎”（《陶文毅公全集》）。

“悲哉东海煮盐人，尔辈家家足苦辛”（吴嘉纪《风潮行》）。盐民的境遇之惨，不单是生产生活之艰苦，更在于其身份低贱不可改变，几无人身自由。盐业生产关系国家财政和社会安定，历代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将盐业劳动力固定在盐业生产上，国家强制劳役，这就是绵延千余年的灶籍制度。《大清会典》规定：凡民之著于籍，其别有四，一曰民籍、二曰军籍、三曰商籍、四曰灶籍，灶籍地位最低。灶籍制度明清时最为严苛，它的定型有着漫长的演变。唐以前制盐者没有专称，也没有专门的户别，自唐太宗时河东盐民称为畦夫，始有专称。唐肃宗时称亭户，实行亭户制度，始有盐籍，入籍者不归州县而由盐铁使管理。五代时始有灶户之称，宋元时盐民称呼虽有更变，但有专门户籍专司管理是一样的。明清时，制盐者泛称灶户，编入灶籍，世代相继，不得相更，每户成丁者须缴纳盐课、服差役，称为灶丁、盐丁、煎丁、场丁、盐民、灶民等。明初补充灶户，初从盐场附近民户抽丁，后迁江南人户于海滨“世服熬波之役”（康熙《两淮盐法志》），又发配罪犯到盐场煎盐“各照年限，计日煎盐赎罪”（《英宗实录》），据统计，明代灶户总数在十万户上下。清代废除贱籍，但对灶籍的控制却依然严密，灶民子弟即使连中三元高官厚禄也不得更改灶籍，瞒报盐丁人口、脱逃灶籍、藏隐脱逃盐丁、增减年龄混充老幼躲应差役，按大清律都要抓起来坐四年牢。从宋朝开始，还在盐场实行保甲制，元明清都延续这个制度，以联保连坐监管灶民。即使这样，贫困盐民逃亡不绝，历代盐法志经常出现灶户“逃亡过半”的字眼。清中后期盐业衰敝，灶民分化，贫户或沦为盐商富灶的佣工，或逃亡，灶民中还出现田耕为业只是缴纳盐课的水乡灶户，世袭强役的灶籍制度崩坏。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式停止灶户编审造册，滋生人口一律编入州县，灶籍制度遂废。但1912年，张謇在《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中说盐丁“如若逃亡，则罚其子而役之，无子则役其孙，无孙则役其女之夫与外孙，非亲属尽绝不已，丁籍之名有相沿二三百年之久者”，可见灶籍盐役制度此时依然还在奴役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