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茂友

惊悉胡福明先生于2023年1月2日去世。我特地翻出了这篇旧文，谨以此文深切悼念胡老。

1978年，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春夏，在盐阜大众报社当记者的我，被市委宣传部抽调采写一篇《红旗》杂志出版社的约稿——关于阜宁县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当时，正在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市委杨明书记来电，要宣传部立即派人把调查报告送给他，因此我就有了这趟美差，有幸结识了胡福明先生。

我于6月21日下午4点钟抵达北京站，5点钟住进了沙滩2号《红旗》杂志出版社招待所，找到了编辑部的郑幼云编辑，6点钟坐汽车到达江苏代表团驻地——五棵松炮兵招待所。7点钟见到了两位我本来就熟悉的盐城市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巴一恺和王尤珍，由他们带我见到了杨明书记，杨书记要赶火车离京，急匆匆地把我介绍给了胡福明先生。

胡福明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部长在领我去他房间的走廊里，突然停住了脚步，很随性地给我介绍迎面走过来的两个人：“这位是顾秀莲省长，这位是凌启鸿副省长，他是盐城来的记者小姜，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很拘谨地作了自我介绍。胡部长跟两位省长说：“《红旗》杂志出版社要出一本农业生产责任制经验汇编，全国35篇文章，我们江苏就有两篇，盐城、淮阴各一篇。小姜就是送稿件来的。”

那时候，胡福明声誉日隆，北京不少单位争着邀请他作报告。我就像他的尾巴一样跟着他，到过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光明日报社等多家单位。每次我也都是被他“请”到台上跟他并排就座。每次主持人介绍完主席台上的人员之后，胡部长都要插话很认真地指着我说：“这是我们江苏盐城报社的记者小姜。”现在回想起来，我这角色在当时也真够滑稽的。

胡福明先生是无锡人，再加语速稍快，所以听时有难度，有时主持人或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便发话询问，正好，我的母语也是吴语，能大致听懂他的讲话，所以有时我就主动帮他翻译几句。

6月27日晚，我还陪胡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纪念《红旗》杂志创刊25周年的电影招待会，观看了国产片《武林志》和英国故事片《第三个人》，一区29排5号、7号两张电影票，直到如今还贴在我的日记本上。

突然有一天，胡部长接到电话，要他立即赶回南京。他拎起包就要走，我可急坏了，我那稿子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说稿子的事。他直拍脑袋：“噢，噢，还有稿子的事呢！别急，我来！”说完，他就翻出小本本找电话号码，一通电话之后，他撂下话机爽朗地大声笑着说：“我帮你的事情办完了，明天你还找郑幼云，行了吧？那你现在也要帮我办件事——帮我把这些大包小包送上火车，怎么样？”

胡部长坐定之后，列车服务员就捧着本本走了过来，征询胡部长点哪些饭菜。胡部长大手一挥：“来两碗面条！”我一听他要“两碗”，立即跟他打招呼，我马上回招待所吃。他一听：“噢，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我都忘了，没给你点！”不由分说，我又陪着他吃了两碗面条。下车后我想，胡部长的饭量真大！

送别胡部长的第二天，《红旗》杂志出版社的郑幼云编辑找我看小样，敲定稿件。后来这篇调查报告被刊印在《红旗》杂志出版社出版的《八十年代初的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上。

1985年2月，我们的这篇文章还获得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因为书上的署名是“中共盐城市委宣传部”，获奖证书上要写上主撰人员的姓名。为了这事，我还特地怀揣着盐阜大众报社严锋副总编的亲笔信去南京找省社科联的王淮冰主席。王老又陪我一直找到胡部长，胡部长再次热情地接待了我。再后来，他到省委党校当校长，因为我大学同学施建华和原来盐阜大众报社的同事张彦加在党校工作，所以我又拜访过胡部长一次。

我虽然跟胡福明先生只有短暂的交往，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极深：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和蔼可亲，风趣幽默，一无哲学讲师的矜持，二无省里干部的架子，俨然就是一位小区里的大爷，亲戚圈里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