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

那是1972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早饭后，母亲让我到大队去买白糖等日用品。顺着大堤的南坡向东再向南三里路就到商店。才走了半里路，忽然传来悠扬的钟声，就是那种拖拉机耕田用的退役的犁片发出的“叮叮当当”。在晨光里，越过牛桥下面的马路河，似乎变幻了音波，特别好听。这样的早上和钟声，让我不得不想起一所学校。

过去这幢瓦房从未开过门，给人的感觉除了神秘就是不可思议。高墙是青砖砌的，屋面盖的小黑瓦，间数不得而知，只是像一条龙卧在树林边，门前的空地上生长着半人高的杂草。怎么最近开了门，少男少女和几个知青进进出出，据说还有一位中年女主任也在这座房子里授课。我平时在窑上做工，只是听说伙伴们都上学了，有的在初中部里，也就是在这座瓦房里上课。只是听说，没有引起我的向往。

那位鄂老师是负责人，也只是听说过，也远远地看到过，她在这座长龙似的房子前五十米的大礼堂里独唱过“烽烟滚滚唱英雄……”美妙的声音从大门传出来，我曾经在礼堂门前的大路驻足过。现在陡然看到她从河东而来，手上托着粉笔盒、三角板，还有一本书。紫色边框的近视眼镜，齐耳短发下绕着一条红围巾，一身银灰色的列宁装外套。她走到牛桥上，并没注意我，只是走她的路。

这是一座很美的桥，全是香杉木的，桥面上的板与板之间留着手能挤进去的缝，可以见到河下的水。我每次从上面走过，都不想离开。在乡村里，这大概就是一件了不得的艺术品吧。艺术品能使人放松心情，我忽然心里一动，上前叫了一声：“鄂老师！”鄂老师一笑头一点，答应一声走过去。于是，我转身对她说：“鄂老师，我想……想来上学。”我腼腆着。鄂老师停下，郑重其事地睁大眼，两道深邃的目光似乎射进我的心灵，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一遍问：“读几年级？”我说：“初二。”也许她看到我个子像大人，也许上几年级也无所谓，反正她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她问我的父母叫什么名字，家在何处。听了我的答复，她愣了几秒钟说：“呀，没有课桌。”我说：“这我自带。”她想不到我会如此坚持。她又说：“没有课本。”我僵在那儿，她似乎很为难：“这……如果你设法弄到课本，我们就收你。”说着就去上课了。我想，在她心里，这件事至此为止了。我听了她的话，心里彻底凉了，苦笑着踢起一块泥团，悻悻地向商店而去。不过要到商店时，事情有了转机。这连我也想不到，好像上天永远眷顾着要求上进的孩子，我看到一群和我一般大的孩子由东向西到学校去。我插上去问：“你们做什么？”“领书。”就这两个字，听得我眼前陡然一亮！“领什么书？可是初中课本？”他们点点头。我就尾随着和他们一起去了学校。我混到学生中间，看老师和学生在拆包，点名，发书。我迫不及待地上前：“请问老师尊姓？”“免尊姓王，王义山。你有什么事？”“我想买一套初二的书。”说这话时，心恨不得从嗓子眼儿蹦出来，我生怕他一口回绝。但他笑着，脸转向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正好多一套。这里只有《语文》，《数学》要过几天，几天后你来看看，有的话你就取回。你叫什么名字？”他迅速在书封面的“语”和“文”中间空白的地方写上了我的名字，让我顿时觉得王老师的钢笔把我的名字写得那样潇洒，以致我到现在的签字仍然像王老师的笔迹。

我把买来的白糖平放在书本上托着，一边走，一边看着，好像要找出读书与吃糖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高兴得食指一蘸口水，再蘸一下白糖往嘴里一送，想着鄂老师这下子不会把我拒之门外吧。想着想着，就又上了牛桥，看到桥下的流水似乎欢畅起来。抬头看看那长龙似的瓦房前，哟，鄂老师正朝牛桥走来。她上午的课结束了，正朝桥东的办公室走去。我放慢了脚步，计划着她上了桥，我也上桥，然后向她亮出课本“求情”。

鄂老师看到我的书很惊讶：“这……这？”“我们研究一下，两天后给你答复。”回家后我模仿着鄂老师的无锡普通话将此事告诉了父亲，可父亲说“研究”是有悬念的，父亲的话更加重了我的疑虑。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没有等到两天，第二天下午，初中班上的杨昌官——我的小伙伴连蹦带跳地来告诉我：“鄂老师叫你后天早上到学校报到。”听到这样的结果，我高兴得无以言表。

从此，我成了盘踞教室一隅的插班初中二年级学生。

如果没有那个春天的邂逅，哪能有我之后的进一步深造和后来的成长？今天想来，我要感谢两位老师，是他们在那个春天里伸出援手，成全了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