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阳/王鹃

生命诚可贵，才会让我们感谢生命的获得，启发我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创造无限的可能。

母亲终于离开老屋，跟我回家住了。我不用每个周末赶回百里之外的桂英村去看她。

老爸已经去世六年了。母亲一直独居乡下。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不肯跟儿女住。

我每个周末回家看望她，帮她点豆种瓜，除草施肥打农药。每到收获的时候，母亲就说：你看，人勤地不懒……

母亲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住在老屋，门前屋后地种菜养花，养鸡养鸭，走走玩玩，邻居拉拉呱，干干小农活，长长小菜地。我们做儿女的，能有一人在她身边，一直陪着她、照顾她，听她指挥干干农活、做做家务。她总是说，城里的套间，像个鸽子笼，不自由啊！可这怎么可能实现呢？大哥在外地工作，我在射阳上班，我们还都没有退休……

母亲一生视田如命，不辍劳作。年轻的时候，春天，播玉米、栽棉花，秋季种麦子、栽油菜，母亲从没丢下。近年年岁已高，体力大不如从前，步履蹒跚，腰弯如弓，但母亲改不了劳动的习惯，成天在屋后侍弄着菜地，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她种的菜地整得像绣花的一样。阡陌纵横，井井有条，有棱有角，横竖成行，应季蔬菜，应有尽有：春天，青菜、韭菜、生菜、茼蒿郁郁葱葱；夏天，辣椒、茄子、黄瓜、西红柿，挂满枝头……

其实母亲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农民。

母亲的正式身份是乡村女教师。母亲只有初中毕业，25岁那年，成为大队里的代课教师，当时是在一个教学点上做扫盲工作，教不识字的妇女认字。后来进了桂英小学当代课老师。平时母亲在学校认真教学生学习文化，大忙季节带着学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割麦子、摘棉花。

记得有一年夏天，大概是我四年级的暑假，母亲带领我们参加生产队劳动——捉虫子。我们师生40多人，每人胸前或腰间挂着一个玻璃瓶子，瓶子里放上小半瓶水，在棉花行子里穿行，看到花朵里或棉花桃子上面有虫子，就用手捉，然后把虫子放进瓶子里，那时我只觉得好玩，并认为自己是为花除害！有青青的肥胖的棉铃虫，有铜绿色的金龟子，金黄色的花大姐……

半天下来，我们到田边路上集中，每个人把瓶子里的虫子倒在地上，数一数，然后报告给老师(妈妈)统计，老师报告给生产队，说给我们算工分。工分记了多少，我当然记不得了，有没有算，我也不清楚了，但是我永远记得那次捉虫的经历，记得“花大姐”与我捉迷藏的游戏。

母亲45岁那年，通过考试，正式转为民办教师。那时大哥已上高中。我还依稀记得母亲向大哥请教数学，大哥给母亲讲解几何题目的情景。母亲学习很勤奋。早上我还在睡梦中，有时被窗外的读书声惊醒。“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我上初中之后，才知道母亲背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现在母亲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经常丢三落四。去年国庆节，大哥从镇江回家看望母亲。母亲当时在客厅里看电视剧《解放上海》，突然跑到厨房跟大哥说：上海要打仗了，你让陈剑美（大嫂）回来……我知道老妈又犯迷糊了，意识到她可能有点老年痴呆了，于是大哥带她去医院检查，脑部CT的结论是：老年脑。我想，这是委婉的说法，它还有个正式的名字——阿尔茨海默症。我那聪明一世的老娘开始糊涂了。我和大哥商议，老娘跟我们轮流住。

老娘起初怎么也不肯，她认为自己还能独立生活。去年12月初，村里搞雨污分流工程，人家挖掉她一些莴苣苗，老娘看她的菜地残缺不齐，心里很不舒服，就去邻居玉江家拔莴苣秧子，准备补上，玉江家里没人，老娘莴苣秧子没有拔到，却掉进人家猪食池（以前养猪沤猪食用的）里了。还好，她知道大声呼救，做工程的工人听到，把她救了上来。

我回老家后，母亲像犯了错的小学生，耷拉着受伤的胳膊，答应跟我回家。

她又念叨，那我的家就不要了，我的家就不要了。我说，我们小的时候，你的家是我们的家。你老了之后，儿女的家，就是你的家……我们要上班要干活，不能总是围着你转啊！你一人在家，我们时常提心吊胆的！

妈妈终于听我话了，跟小时候我听她话一样，乖乖跟我回家。我似乎有一点成就感，她再也不能那么训斥我，指责我了。我是该庆幸还是该悲哀呢？母亲衰老了，她的生命慢慢走向终极。这是我的不幸，也是她的不幸，但这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归宿。生命诚可贵，才会让我们感谢生命的获得，启发我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创造无限的可能。

母亲节来了，我买上一捧鲜花，上面写着: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献给我83岁的老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