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昕

普鲁斯特煌煌两百多万字的文学巨构《追忆逝水年华》里，有一个让“我”念念不忘的“窝”：

“我想起了冬天的房间。睡觉时人缩成一团，脑袋埋进由一堆毫不相干的东西编搭成的安乐窝：枕头的一角，被窝的口子，半截披肩，一边床沿，外加一期《玫瑰花坛》杂志，统统成了建窝的材料。”

这个关于如何搭“窝”的建筑工程说明书，可以看作西方版的《陋室铭》。

普鲁斯特津津乐道的“安乐窝”，其实是一个读书窝。枕角、被口、披肩、床沿，是建构这个窝的物质材料，是搭建物理空间的支架；而那册《玫瑰花坛》，则是精神性的材质，它改变了窝的性质和边界，让简陋的“窝”从建筑学走向诗学与美学，有了丰盈的精神属性，让它承载一个超越的当下，把易碎的瞬间变成记忆中的永恒，输送向未来。

法国哲学家、诗人加斯东·巴什拉认为，“房子是我们用以勇敢地面对宇宙的工具”。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能入编面对宇宙的序列，哪怕金玉满堂。普鲁斯特那个有书可读的“窝”，才是宇宙对面的房子，书让它有了目光与胆识，让它和宇宙彼此打量，各成一体。或者说，它是另一个宇宙。

这样的宇宙，是枕上、马上，是松下、泉边，是夜航船舱、红泥炉旁……也可以是一座孤岛。

普鲁斯特给我们示范了怎样建造一个栖息之所。他的“窝”那么简易，那是在提醒我们：想要获得丰饶的生命质地，其实并不困难——有一本书就行。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一个空间，只要被书装帧、修饰、充塞，就不再是一个封闭、贫瘠的小实体，它无限开敞，具有蓬勃的生长性和弥漫性。

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说过的一句话：“所喜爱的书籍始终如一，后来一直到现在：海涅——歌德——荷尔德林。”茨维塔耶娃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厚待诗人的时代。这个在政治荒岛上蜷缩的诗人，在阅读中伸展开肢体。一份私人的阅读图谱，让我们看到一个诗人的精神谱系，一支不断绵延壮大的队伍。因阅读而聚集，在阅读中皈依，在心灵的归附中，诗被延续了，美与信仰不断被放大。

书把作者与读者、精神生产者与身后大批仰慕者连接成一个队列，一道绚丽夺目的人文景观，他们之间的心灵呼应，描绘着人类精神传承的华美链条。歌德曾在《永远的莎士比亚》演讲中说：“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这一生都属于他了。”这种巨人之间的心灵交响，不只是惺惺相惜、情意相通，而是文化的交融、人文流量的拓展。就像赋予盲人以光明，歌德形容，莎士比亚使他的“生活被无限扩大了”。贵族如歌德，书依然是建“窝”的材质。

而歌德身后，同样有罗曼·罗兰、里尔克等一大批追随者，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契直接声称，他是“莎士比亚和歌德的后继者”。一代代人，在各自的居所捧起书，每一本书都像一个阿拉伯飞毯，载着不同的灵魂飞翔，飞出一个壮观的文化长跑大军，跑出蔚为大观的文化长征之旅，让人类精神流域的扇面越来越广阔，让每一个读书居都面向宇宙。

爱德华·雷尔夫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存在性局外感。”——当代生活中，扎根感和归属感不见了，我们都成了飘荡在现代性上的无家可归的浪子。

而只要手边有书，我们就能搭建一个普鲁斯特式的“窝”，扎下根须，找到知己，让人这个精神浮萍矗立成一棵大树，让读书人这片森林越来越葱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