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阳/夏元祥

在苏北，记忆中铺满白雪，冬至过后，依稀看见年关的模样。

年关是关也不是关，可这一关是要硬着头皮过的。

在我的印象中，年关就是年三十那一关，记得当年初中时候的班主任站在讲台上，推开厚厚的眼镜，低着头，拉长了声调：三十晚上看黄历，没有日子啦！明面讲的是年关逼近，却是督促我们珍惜时光，勉励为之。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始终萦绕在我的耳边。

在我少时的记忆中，年关充斥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更是一道深深的烙印镌刻在岁月的年轮上，无法抹去。

清晰记得每至年关，三十晚上一顿“棍棒汤”肯定是躲不过去的。

要过年了，和其他孩子不同的是，从放寒假开始，他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而我却要提心吊胆地想着年三十这一关怎么过去。

等待年关的日子在忙年中显得既短暂又漫长。

整个腊月，父亲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和阳光。大人们忙着蒸年糕、馒头，炒瓜子、花生，腌腊肉、猪头，置办各种年货，孩子们相互炫耀过年的新衣，期待着新年的红包。

氤氲着浓浓的烟火气，年关这一天，还是扑面而来。

三十晚上的午饭，父亲总要喝点小酒。午后的阳光温暖地倾泻着，父亲准备好红纸和毛笔，叫我们三个每人写一副对联，我是老大，带头写，记得当时写过“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和“新春福旺，佳节吉祥”之类，写好对联，打好糨糊、贴上门，新的一年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即将到来。

年三十晚上，全家还一起动手搓汤圆，那时的汤圆讲究个大、实心。母亲是个裁缝，给别人家忙完了，才开始为我们做新衣，每次都熬到凌晨，在我们熟睡中把新衣服送到我们新年的床头。

那个年月，没有电视，全家人各人做着自己的事情。孩子们还要爬门头，意味着明年会长得更高。瞅着空档，我便四处搜寻棍棒、鸡毛掸之类的训诫工具，然后尽可能把它们藏起来，可是该来的不是想躲就能躲过去的。

等到诸事完毕，守夜的时候，父亲一脸严肃端坐在床沿上，顿时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

我小心翼翼地拿着早已准备好的作业和成绩单，低着头，咚咚登上床沿的踏板，捧给父亲。他一声不吭地看着，过了许久，慢慢仰起脸来。

把压岁钱拿去。他伸出手来，递过一个红包。

没等我上去接，他一把拽过早已准备好的烧火棍，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一顿猛抽，老棉裤瞬间发出空空的声响，也许挨打的滋味莫过于恐惧，而不在于疼痛本身。我叫喊着挣扎着。过了一会儿，母亲才从堂屋走进来，一把将我拉到怀中。

哥哥，疼不疼呀。这时，小弟会从母亲身后探出头来，坏坏地笑。

这就是我少时记忆中年关的滋味，历久弥新。

后来上了初中，每年必修的“棍棒汤”便自然由弟妹继承了。

再难熬的年关终究是要过去的。都说“棍棒之下出孝子”，多年以后，传统的教育方式已逐步走进尘封的记忆。如今，我每每和自己的孩子谈及过年的那一幕，总不免感慨岁月的变迁和人世的沧桑。

生活中的许多或是需经历长久的积淀才能感受它的珍贵。有时我总在想，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倒宁愿再过一回这样的年关，因为那里积淀着浓浓的烟火气和深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