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君豪
元朝初建，朝廷差官聘问非洲，民间则有商人去非洲营业。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谓忽必烈的使臣舟次马达加斯加，一上岸就被岛民关了禁闭。世祖无奈，只得再派人至该岛用金器赎了回来。回了国的使臣向大汗呈奏了异域奇风，兼以卢克鸟羽毛一根和野猪牙两枚上献：鸟羽长九十个张开的巴掌，羽根粗两只手心；猪牙一枚重十四磅，猪身大若水牛。使臣报告，岛上的兽类如野驴和中国所无的不知名的怪形动物很是普遍。元世祖见到的、听到的都觉得新鲜有味。而去马达加斯加经商的元人，珍奇的野兽也是他们收购的土产之一。据《经世大典·站赤》所言，成宗大德五年（1301）元廷任命回回人麦术丁为首的使臣前往木骨都来，按途程的饮食所需给以两年分例，要他们在该地购回狮、豹类猛兽；而往更远的刁吉儿地采办奇物的三十七人使团则给以三年的饮食分例。当代学人推测此刁吉儿地有可能即今之北非摩洛哥王国的丹吉尔城。
公元十四世纪中叶，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到非洲游历。他著有《岛夷志略》一卷。此书上承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马欢的《瀛涯胜览》诸作，是泛记海外民情风习的一部重要文献。
汪大渊去过非洲东岸、印度洋中的岛国层摇罗。他说：“该岛地产红檀、紫蔗、象齿、龙涎、生金、鸭嘴、胆矶，元朝商人多以花银、丝绸、陶瓷等国产跟岛民交换上述土物。层摇罗人靠吃薯类作物度日，以蔗汁酿酒，以海水煮盐，以猎兽作食。”汪氏又说：“国居大食之西南涯，无林，地多卤，田瘠谷少，故多种薯以代粮食，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薄。”岛国盐卤地多，不宜长稻麦，商人贩大米至其地，会获取很大的利益。岛民秉性朴实、爽宜，各归其酋长管辖。岛上男女皆头挽发髻，用无缝短裙遮身。汪大渊还记叙了东非有关国家的位置、气候、土地、物产，比《诸蕃志》详尽而准确，这表明元人之知东非海国是胜过宋人的。其故端在赵汝适之书乃是他任福建路市舶司提举时的采访所得，不像汪氏那样身经外域，亲目所见、亲耳所闻，以之入录，自然要充实多了。
非洲人之东来中国观光的，其最著名者要算阿布·阿卜拉·穆罕默德·伊本·拔图塔。伊本·拔图塔与汪大渊一祥，也是少时便喜游览的继马可·波罗后的一位世界大旅行家。1325年，他二十二岁时就启程远游了。拔氏常游于北非、西亚的开罗、大马士革等地，他两度朝觐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蒙古君主治下的伊儿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他也去游过了。他1333年抵印度，拜谒德里苏丹穆罕默德，在苏丹政府工作八年，顺帝遣使访印，德里苏丹遂派伊本·拔图塔去华回访。1354年归国。拔氏祖国的苏丹命他口述一生行踪，令宫廷书记官穆罕默德·伊本·玉随著录于册，写成伊本·拔图塔《游记》一书。此书素以阿拉伯文节抄本流传于世。十九世纪前期，人们在摩洛哥发现其全稿。1858至1859年经法国学者戴佛来梅里和桑贵纳蒂的校订，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至此，《游记》之整体，乃为世人所尽知。
拔图塔云，中国的元朝是蒙古人成吉思汗子孙创建的，它地广人众，驿站组织严密，行人身带官书，即可住宿驿馆。从北至南，沿路设防，交通安全、便利。国内盛产金银、五谷、水果。小麦、豌豆都比摩洛哥的量丰质高。元人买卖货物均用印有皇帝玉玺的纸币。中国的对外贸易，陶瓷为一大宗，这类最精良的物产集中在泉州与广州，由巨舶运往印度、摩洛哥等国。
关于泉州港，拔氏的《游记》第四册上道：“吾人海行后，首先登陆之城为刺桐城。刺桐，阿拉伯语虽训作橄榄，然城中无此树。而在中国他处及印度，亦未见有之。此城甚壮丽。织造绒及一种名为刺桐缎之缎子，较之行在汗八里（元代大都）所织之缎为优。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竟可谓为世界极大之海港。我在港中见大舶约有百艘，小舶不能数计。是为一大海湾，伸入陆地与大河连接。此城一如其他中国诸城，每居民皆有园一所、田一处，而其居屋则在中央。”（转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泉州之名刺桐，始于五代。五代闽国留从效（906~962）新筑城墙，环城遍植刺桐树，人便称泉州为刺桐城了。元代海外来华的旅行家常以刺桐城呼泉州，马可·波罗是这样，拔图塔也是这样。拔氏此处描述了泉州城的规模，土产刺桐缎之佳，海港之大，大小船舶之多，居民之富。
当年中国和印度间的海上交通是归中国商人掌管的。中国的海船分大中小三型。大船有三帆至十二帆，分四层，层层有许多房间，能容水手六百，士兵四百。船上有橹八至十根，无风则由十至三十人摇橹。导航器用指南针，海面天气略能预先知晓，失事是难得发生的。这些海船都在泉州与广州造成。
这位摩洛哥的旅行家在中国的城市目睹了伊斯兰教徒的居住地，目睹了其群聚处的清真教堂，这显示元代中国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中国人自己的信仰则不专宗一教。他提到元时华人死后之行火化恰与今天提倡的火葬相一致，体现了现行火葬的历史渊源。
伊本·拔图塔的旅游范围多在中国南方，似未游览过中国以北。记载失实及拔氏所述中国情事另有乱而无序之弊。但就其总体而言，拔氏《游记》的价值仍不容低估，人们仍可凭此材料研究十四世纪中叶元代与非洲的关系，它与《经世大典·站赤》《东方见闻录》《岛夷志略》等籍同为探索元代中外交往的不可或缺的历史地理一类的有声于世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