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四海

进入腊月，母亲就忙碌了。

这些年，我潦草地从故乡逃离，然后又远远地望着它，它就那样静静地伫立着，宛若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不，应该是在村口等着我回家的母亲。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一年到头都是很忙碌的，只不过年终岁末似乎更加忙碌一些。

母亲在忙年货，我和哥哥也不闲着，准备过年的红货。所谓红货，指的是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张贴的春联、喜钱、福字等等。春联和福字就交给我来书写，喜钱则是需要雕刻的，就交给细心的哥哥。哥哥将买回来的红纸裁成了32开大小，五十张左右叠整齐后，在最上面覆盖一页去年的喜钱作为模板，四周再用铁夹子固定住。雕刻的刀是哥哥自制的，将钢锯条顶端制成宽度不一的几种刀片，再用布条缠绕起来。雕刻的时候，下面要垫上几层硬纸板或是不用了的书本，才可以将喜钱镂空，露出好看的图案。最初只是供家里张贴，偶尔也会送一些给邻居。

有一年，邻居跟我和哥哥说，为什么不多写一些春联、多雕刻一些喜钱到集市上卖呢？这话还真是启发了我们。从那以后的寒假，我和哥哥总是迫不及待地做好作业，然后买回来红纸，裁成春联、喜钱、福字的大小，我负责用毛笔写字，哥哥负责雕刻喜钱。第一年的寒假，我们就挣了八十多元，可把全家乐坏了。要知道那个时候，爸爸在供销社一个月也就五六十元的工资。后来，母亲还指导我们写一些大众化的对联，这样即使第一年卖不完，第二年还可以继续卖。这个状况一直维持到我和哥哥出来工作后才告一段落。

即使是现在，腊月里走在集市上看到红红火火的年货摊，看着工厂里统一制作出来的各式各样红货，总感觉比我们那个时候少了一些什么。

天越发冷了起来，村庄却变得更加热闹了。

腊月里，孩子们都不上学了，三五成群地在村子里游荡着。外出务工的，也早早回来了，“挣钱不挣钱，回家过个年。”除了腌制腊货，母亲还要打年糕、蒸馒头、做糖、准备炒货，以及给家人添置新衣服。母亲说过年么，总是要有点年味的！多年前，整个村庄都浸泡在这样的年味中，因为不仅是母亲在忙碌着，整个村子里像母亲一样的母亲们，都在忙碌着。

西乡里是要做糯米团、打年糕的。东乡里却没有这么麻烦，直接将糯米粉调制好，在蒸笼上蒸熟了，稍微放凉后再切成砖头大小。或者，直接用模具制成一寸大小的方糕，蒸熟冷却后泡在凉水里，可以吃到来年的春上。

米糕太稀有了，家家户户也做得少。蒸馒头却是头等大事。

物质虽然贫瘠，但也是能够吃到馒头的。庄户人家总要留一点麦子磨成面粉过年，只不过大部分人家蒸出来的馒头是黑乎乎的，精面做的白花花馒头很难见到。这也难怪，在粮食匮乏的年代，谁家舍得将麦粒脱了又脱呢？大部分人家将小麦脱粒的时候，都要求将钢磨的间隙调至最大，脱粒一遍就行，麦麸用来喂猪喂鸡，面粉就用来蒸馒头。因为脱粒不彻底，磨出来的面粉呈现出麦麸的黄褐色，做成馒头蒸熟之后就显得黑乎乎的。

进了腊月，磨面的作坊日夜灯火不熄，轰隆隆的钢磨一直在响着。蒸笼是要预约的，十几户相邻的人家，只有一台蒸笼。蒸笼是木制的，长宽一米左右，最多的有十几层，矮的也有七八层。蒸馒头，仅靠自家的人手是远远不够的，邻居之间就每家出一个壮劳动力，自觉地组成一个临时班子。历经泡酵、发酵等，就开始上笼蒸制了。最期盼的是馒头出笼的那一刻。热气腾腾的蒸笼从厨房里端出来，整个儿倒在已经摊好的柴帘上，我们就一拥而上手忙脚乱地帮着把馒头分开冷却，有讲究的人家这个时候还要用筷子蘸着已经调制好的食红，在每个馒头的正中央位置点上一个红点。

腊月里，母亲还要将所有的馒头全部切成片状，再摊在柴帘上晒干，然后用布袋子装好，放在一只有一人多高的大坛子里，留着来年春上“青黄不接”的时候应急。饱吸了冬天阳光的馒头片，嚼在嘴里嘎嘣脆，它横穿了我以及跟我差不多大孩子的所有少年时光。

年前，母亲还需要操心的，则是全家人过年的新衣了。

十里八乡，母亲是出了名的裁缝。她制作的衣服款式新颖，又特别合身，很是惹人喜爱。

农村有句俗语：“好裁缝没有好衣服穿。”意思是说，手艺好的裁缝舍不得给自己或者家人做新衣服，总是不停地缝缝补补、拼拼改改。母亲对她自己是这样的，而对父亲以及我们哥俩，却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做套过年的新衣服。“男人是家中的门面，出门得有件好衣服；孩子是家中的未来，不能苦着孩子，出门也得有件好衣服。”捏着有限的布票，母亲总能在边角料中给我们凑足做衣服的布料。印象最深的是那年春节前，母亲由于连续熬夜，竟然失手将一件灯芯绒旗袍给做歪了。定制衣服的人不依不饶，直到母亲赔偿了她两件衣服的布料才作罢。那个晚上，母亲含着泪将那件旗袍拆开，做成两件套衫，我和哥哥一人一件，我们都喜出望外，因为很少能在过年的时候有这样奢侈的新衣服，却不曾注意到母亲哭得红肿的眼睛，以及脸上流露出的无奈。

所有这一切都完成了，年也就来了。吃过年夜饭以后，我和哥哥早早就钻进了被窝，听着窗外稀疏的鞭炮声，父亲则出门去“打元宝”了。所谓的“打元宝”，就是用一只纱布袋装满石灰粉，在左邻右舍的晒场上、连接着的小路上，留下一个个水瓢大小的白色印记。父亲说，只有打满了“元宝印”，来年的收入才能“芝麻开花节节高”。

那个时候每年的正月初一，我们出门去拜年，总要小心翼翼地从“元宝印”的中间穿过去，尽量不让自己的小脚踩到它们，仿佛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物。若干年以后，我才搞清楚它真正的用途，其实就是用石灰粉来消毒的，防止一些病菌的传播，但它在乡亲们的眼中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彩头或是寓意，代表了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

冬风依旧掠过村庄，也掠过我生命的长河。

村庄的春节还在，年味也渐浓。却不见了旧时光里的那些影像：田间地头散落着一些碌碡、磨盘、青石板条，几幢不合时宜的青砖灰瓦老房子门前，稀稀疏疏地摆放着一些连枷、耙、耧、大锹，一律都沉默不语，像是数位老妪老翁拢着袖子拱着手，坐在墙角的小板凳上，微眯着双眼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不远处，大黄狗蜷伏在榆树荫下，几只母鸡懒散地走过它的身边，大黄狗偶尔瞟几眼，又微眯着一动不动。

这使得我常常渴望回到故乡，回到故乡去过年，去品味我们曾经的春节。而故乡，始终静静地站在那里，像母亲站在屋后小路上，等待着回家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