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青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指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有着特定的生成逻辑与价值意蕴，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形成新型政治文明样态。

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

文化逻辑：滋养爱国初心的精神母体。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家国”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无数仁人志士将忧患意识和入世精神相融、忠孝意识和家国同构交汇，展现中国独有的精神风貌。“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等进步之士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是一种情感诉求和心灵皈依，也是一种生命自觉和文化赓续。因此，中国共产党自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时，就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并在文化的历史传承和革命运动的现实蝶变中孕育出伟大建党精神。

历史逻辑：民族危难中探索自救之路。革命精神的演绎是意识自我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农民阶级为化解民族危机进行伟大斗争，沉痛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但农民阶级具有无法避免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不可能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位置，而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最终以甲午海战失败告终。批判目标的一致并不意味着选择目标的一致。无数先进分子抛弃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经由不同的途径奔赴科学社会主义的阵营，科学理论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伟大建党精神萌芽的土壤。

理论逻辑：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近代种种救国方案的失败，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在比较思考中，人们得出不同的结论。初期，人们对社会主义是一种朦胧的向往，存在“隔着纱窗看晓雾”的认知局限。实用主义者认识到阶级剥削必然产生“苦者益苦，富者益富，弊害丛生”，仍坚持把一切“主义”作为参考资料。但割裂“宣传主义”与“解决问题”在彼时的中国行不通。在种种思潮混战中，无政府主义一度流行并占据优势地位，最终被实践证伪。而马克思的“跨越论”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摧毁腐朽统治，指出作为“领头羊”的工人阶级指导人们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可行性，其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成为党和人民的选择。

实践逻辑：变局中的探索与抗争。党的早期组织在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后，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团结社会主义革命者，打破国民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及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知。革命刊物《湘江评论》号召民众联合，引导民众放眼世界，改造中国。但仅依靠理论著述难以改变家国破碎的局面，打破工人群体原有的乡土意识、启发新的政治认同、鼓舞人民武装自卫和抵抗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1921年后，工人运动的历史与党的发展史实现同步，并逐步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高潮，工人阶级的运动由自在阶段转向自为阶段。因此，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共同孕育了建党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意蕴

以真理信仰超越工具理性。“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确立了新政治文明的思想根基。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现实成效看，革命话语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并在革命斗争中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话语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更加注重未来社会建构，探求更适用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形式。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本质上实现生产力话语权的回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从理论上廓清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认识。新时代，我国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战略安排。这种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政治信仰，超越了西方政治文明中利益博弈的工具理性，形成基于共同理想的政治凝聚力。

以人民立场重塑权力认知。现代政治文明是以人民主权、法治原则为核心的政治发展形态。中国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将权力视为服务人民的责任而非特权。“人民江山论”的执政理念，更深刻体现了权力与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重新定义了政治文明中“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以斗争品格突破发展困境。“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赋予新政治文明实践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形势严峻的革命环境，中国共产党采取革命手段进行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统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矛盾转为人民内部矛盾，仍需借助斗争提升矛盾的同一性。因此，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转化，党以巨大的政治决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因此，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直面矛盾、攻坚克难的一贯品格，为政治文明注入持续发展的韧性。

（作者单位：东台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