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琳琳

关于调查研究与决策的关系，有两个生动而深刻的论断，“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以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前者是毛泽东主席以精妙的比喻，揭示了调查研究作为决策前置条件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必要性；后者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不容置辩的逻辑，阐明了调查研究是决策合法性与科学性的根本来源。调查研究为决策提供了事实依据、厘清了问题本质、评估了潜在风险，是决策从主观臆断走向科学理性的桥梁。

调查研究是决策得以萌生的信息沃土。正如“十月怀胎”为生命诞生提供必需的发育环境，缜密的调查研究亦为决策提供不可或缺的信息基础。决策的本质是在复杂现实中寻求最优解的理性活动，而“没有调查”，其结果必然是无知状态下的盲目臆断。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揭示了决策的生命力全然根植于调查所发掘的实情厚土中。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的著名寻乌调查为例，他深入寻乌县城，走访各类人群，最终写出包含五章三十九节的《寻乌调查》。正是这份对当地经济、阶级状况如“怀胎”般的深度勘察，为后来土地革命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使“分娩”出的决策能精准切中社会病根。

调查研究是决策方向有效性的试金石。调查研究并非被动收纳信息的容器，其过程包含对初步构想与预设的批判性检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之警示，深意在于拒绝脱离实际的主观空谈。调查研究就像一次次精密的“胎儿超声”，能提前暴露潜在决策偏差，促使决策者自我修正。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指出，人类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往往无法做到完全理性，需要借助组织机制和制度设计来弥补这一不足。调查研究正是这样的机制之一。如当下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众多基层干部长期驻村，通过深度融入，洞察不同乡村在资源禀赋、人口结构、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使宏观决策在落地生根时能如“一朝分娩”般顺畅自然，有效规避了水土不服的风险。

调查研究是决策预见性与韧性的源泉。“十月怀胎”过程不仅关乎胎儿当下的生长，还包含对未来健康风险的预判与准备。高水平调查研究同样具有前瞻价值，深入一线的调查研究，既能从群众急难愁盼中捕捉民生所需的演变趋势，也能从经营主体的经营动态中把握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还能从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中提炼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全方位、多层次的调研，使我们能在复杂局面中看清本质、在矛盾交织中把握关键，提升决策的战略纵深与适应性。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无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都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时代脉搏。只有迈开双腿走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才能既立足当下破解难题，又着眼长远引领发展。

调查研究是决策赢得认同、保障实施的坚实根基。决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执行的前提是认同，这种认同既来自决策本身的科学性，更源于决策过程中群众的深度参与和意志体现，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实现。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本质上是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也是决策合法性酝酿生成的“怀胎”过程。通过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把决策意图讲清楚、群众诉求听进去，让决策从一开始就扎根于群众的实践沃土，自然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和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基于对省情农情的密集调查研究，作出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大决策。这项决策之所以能顺利推进并取得瞩目的成就，关键就在于它源于基层、源于群众，解决了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最坚定的群众支持。

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之间，乃是一种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调查研究是漫长而艰辛的“十月怀胎”，为决策提供信息、验证方向、预见风险、凝聚共识；决策则是基于充分孕育后的“一朝分娩”，是调查研究结果的必然升华。唯有深谙“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这一铁律，以敬畏之心扎实推进调查研究，出台的每一项决策才能真正成为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契机。

（作者单位：大丰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