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玲林

2003年的秋天，我攥着烫金的教师资格证，迈着轻盈又忐忑的步伐，走进大刘农中的校门，在略有斑驳的黑板上写下“Good morning, my name is Cao Linglin.”，粉笔字还带着青涩的颤抖。

那时总觉得，老师就该是照亮学生前路的灯，却没料到，这些乡间校园迎着光奔跑的青春身影，后来成了温暖我岁月的暖阳。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弹指而过，我从讲台前手足无措的新教师，变成了学生口中“有经验”的老教师。旁人说我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了多少优秀学子，可我心里最清楚，是那些闪闪发光的他们，成就了今天的我。

在这匆匆逝去的二十多年里，有两个身影在我记忆里格外清晰——一个像夏天的向日葵，永远带着活泼俏皮的劲儿；一个像秋日的麦田，透着沉稳踏实的温暖。我们的师生情谊早已越过讲台，成了彼此生命里最珍贵的双向奔赴。

小霞是2008年我教的初二学生，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那年我刚处上对象，日子赛蜜甜，她却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开学第一周的周记作文，题目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别的孩子都写得温情脉脉，满是真诚夸赞，她却直白地“嫌弃”我：“初一的周老师讲课有杀劲，现在的英语老师总是笑眯眯，太和蔼了，一点都不严格！”

看到作文时，我手里的红笔差点戳穿纸页，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可晚自习坐在空荡荡的教室，看着她作文里歪歪扭扭却格外认真的字迹，我慢慢冷静下来：这孩子哪是讨厌我，分明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她的期待。

后来的日子里，我把英语单词编成顺口溜，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语法树，连听写都变成了小组之间的竞赛。小霞的眼睛越发明亮，英语成绩像爬楼梯似的往上升，每次提问都抢着举手，那股子机灵劲儿，反倒成了监督我的“小雷达”——每当我想偷个懒少备一节课，就想起她那双盯着黑板的古灵精怪的眼睛。

第二年初夏我结婚，她送来一张手绘的贺卡，封面是个笑眯眯的女老师牵着一群活泼的学生，里面写着：“老师，您教我们要善良正直，您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愿您和喜欢的人，永远过着甜甜的日子！”字迹有点歪，但每个字都暖到了心里。

那届学生里优秀的孩子不在少数，可十七年过去，还保持着联系、隔三差五给我发消息的，只有小霞。她大学毕业后嫁给了高中同学，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为了陪娃读书，从苏南的大厂辞了职，回到苏北老家的乡镇司法所做临时工。我在电话里跟她说：“可不能为了家庭丢了自己，试试考检察院的定向岗位？”她听了我的话，每天等两个孩子睡熟后就开着台灯刷题，冬天手冻得通红就揣个热水袋，硬是凭着一股韧劲考上了。

入职前她去镇江句容参加岗前培训，结束后拖着老公、抱着孩子，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来我家楼下看我，怀里还抱着一箱沉甸甸的葡萄：“老师，这是当地的特产，甜着呢，你肠胃不好，吃点软和的。”她知道我生二孩大病一场后身子弱，总在微信里叮嘱“少熬夜改作业”“衣服穿厚实些”。去年我辗转多个岗位后，重新回到大刘农中，她在电话里笑得像个孩子：“老家的学弟学妹们可太有福啦，你的英语课最有意思！”

阿旭是我从初一带到初三的学生，第一次见他就觉得这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他父亲走得早，家里只有母亲和几亩薄地。初三那年，他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宿舍熄灯后还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中考时，这个平时成绩中游的孩子突然发力，像匹黑马似的冲进了重点高中。

去他家送喜报那天，我才真正体会到“家徒四壁”的含义。门朝东的两间低矮的小瓦房里，除了堆到屋顶的麦子口袋，几乎没一件像样的家具，最显眼的就是墙上贴满的奖状，“学习标兵”“进步之星”“优秀班干”的字样在昏暗的屋里闪着光。

高中三年我总放心不下，怕他在城里上学自卑，怕同学攀比让他分心。有空就去县中看他，带些水果和文具，塞给他零花钱让他改善伙食。我还偷偷联系他的班主任，拜托老师多关照他，帮他申请贫困补助。高考成绩出来那天，他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声音带着哭腔：“老师，我考上苏州的大学了！”

暑假他办升学宴，就在自家院子里摆了两桌，他母亲拉着我坐主位，硬要把我的份子钱退回来。阿旭红着脸说：“老师，你给我的钱我都存着呢，没舍得花。”我把红包塞回他手里：“拿着，大学里要买资料、交学费，等你将来工作了，再请老师吃饭。”

本以为他上了大学，我们的故事就告一段落，没想到大二那年的一个电话，让我再次感受到这孩子的纯粹。那天我接到个陌生电话，是位大姐打来的，说捡到了阿旭的学生证，里面有现金，证件背面写着我的电话号码。我心里咯噔一下，怕遇到骗子，可大姐语气真诚：“我也是当妈的，知道孩子丢了东西急得慌。”

我赶紧联系阿旭，他在车站等车，电话那头传来了汽笛声和人群的嘈杂声，他说皮箱拉链坏了，东西可能掉了。挂了电话，我给大姐发消息：“他是个苦孩子，但是个好孩子，麻烦您多费心了。”大姐很快回复：“放心吧，钱一分没动，七百块呢，等他回来拿。”我忽然想起阿旭说过没舍得花我的钱，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国庆假期第三天，阿旭打来电话要大姐的联系方式，说已经回苏州。后来他发来一张照片，阳光底下，他拿着学生证笑得腼腆，大姐站在旁边一脸欣慰。“老师，钱不仅没少，还多了两百元！”他发来个笑脸表情。“是阿姨给你的，她心疼你。”我回复他。“我会记着这份好的。”他说。我跟他说要把爱心传下去，他回了句朴实的话：“我尽力做个好人。”

就是这句“做个好人”，在我最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三年前我的母亲因病去世，我整日浑浑噩噩，将自己浸泡在悲伤的海洋里。正在上海工地实习的阿旭听说后，特地请了假回来。那天是大寒，天寒地冻，哈气都能结成霜，他骑着电动车赶了十几里路，车踏板上装着他用生活费给我买的早餐奶和芝麻糊。他帮我给老父亲洗床单、晒被褥，坐在床沿上跟我说：“老师，我父亲走的时候我也觉得天塌了，但日子还得过，你得好好的，您天堂里的母亲才能放心。”看着他冻得通红的鼻尖和认真的眼神，我忽然觉得，这个曾经需要我呵护的孩子，已经能为我遮风挡雨了。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还在这所农村初中教书，看着一批又一批孩子像小霞、阿旭当年那样，带着青涩走进校园，又揣着梦想奔向远方。手机里存着他们的消息：小霞说她女儿上小学了，成绩很好，特别喜欢学英语，天天缠着要听“妈妈的英语老师写的故事”；阿旭在工地考上了工程师证，发来照片说“老师你看，我没辜负你”，他还谈了个贵州遵义的女朋友，说姑娘人很善良孝顺。

都说好老师影响学生一生，可我觉得，好学生对老师的影响，同样深深刻在岁月里。他们用真诚教会我坚守，用善良提醒我初心，用成长告诉我教育的意义。

这大概就是师生之间最美的双向奔赴——你陪我走过青涩岁月，我陪你见证人生成长，在彼此的生命里，都留下最温暖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