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贵明

父亲的姓氏像块被岁月磨圆的鹅卵石，藏在百家姓的褶皱里。“查”，这个在字典里需要翻到后半本的字，在我们生活的小城总被念成“chá”。起初我总替他着急，听见菜市场的摊主喊“查（chá）师傅，称两斤菠菜。”，就想冲过去把字典拍在案头。父亲却笑笑，接过菜袋子的手稳稳当当，仿佛那声错读不过是秤杆上的游码，差不离就行。

那时他在人民银行上班，办公室却在老财政局的三楼，窗户正对着一棵老槐树。我放学去等他，总看见他伏在堆积如山的账册前，算盘珠子被拨得噼啪作响，像春蚕在啃食桑叶。阳光穿过槐树叶的缝隙，在他鬓角的白发上跳荡，那些数字仿佛有了生命，顺着他的笔尖流淌进一个个格子里。他从不说自己的工作，只说每天在跟“国家的钱”打交道。我不懂那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他回家总带着一股油墨和纸张混合的味道，手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墨水印，像一枚枚沉默的印章。

他的沉默像老槐树的根，在生活的泥土里扎得很深。单位门口的考勤机把“查”读成“chá”，他刷指纹时听着那机械的错读，脚步不停；社区医院的叫号系统把“查先生”喊成“chá先生”，他在候诊椅上抬抬眼，继续看手里的报纸。母亲有时打趣他：“你这姓怕是要被人念错一辈子。”他正在给孙女削苹果的手顿了顿，果皮连成一条不断的线：“名字就是个代号而已，国库的账错不得，人名错个音，天塌不下来。”我曾猜想这些电子产品会不会把姓单（shàn）读成单（dān），姓解（xiè）读成解（jiě）呢……不管如何，爸爸总是三缄其口。

我真正见识他的“不沉默”，是在那个飘着秋雨的午后。姐姐从国外寄来的美元汇款卡在了工商银行的系统里，手机银行显示“已到账”，可父亲的银行卡余额始终纹丝不动。那时美元汇率像坐滑梯，每天结算时都少掉几块钱。父亲去了三趟银行，柜员换了好几个，都说系统在维护，让再等等。

第三次去时，父亲带了个布包，里面装着工作证、身份证，还有一本磨得卷边的《国家金库条例》。接待他的唐经理泡了杯菊花茶，语气里带着安抚：“查（chá）师傅您别急，系统故障难免的。”父亲没喝那茶，把布包里的东西一一摆在柜台上：“小唐，我在国库干了30年，知道钱过账就像水过渠，哪有平白无故堵住的？”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账册般的笃定。旁边211金融专业刚毕业的柜员小声嘀咕：“可能是名字拼音错了吧？我大学一位同学就姓查（zhā）。”这句话像钥匙插进锁孔，父亲猛地抬头：“你们系统里存的是‘chá’还是‘zhā’呢？”

唐经理愣了愣，赶紧让业务骨干调资料。屏幕上的拼音赫然“chá”，与姐姐汇款单上的“zhā”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坎儿。“这就对了，”父亲的手指点在屏幕上，那力度像是在国库的账页上画红线，“外汇结算跟国库拨款一个理，一分钱、一个字母都不能错。”他掏出身份证，国徽在灯光下闪着光，“麻烦你们更正一下，国家的钱不能错，老百姓的钱也错不得。”

业务骨干红着脸修改信息时，父亲摩挲着柜台上的《国家金库条例》，封面上的烫金字已经磨淡。“小姑娘，”他忽然开口，“我们国库有句行话，叫‘沉默是金，准确是命’。平时我姓什么无所谓，但钱过手的时候，一个字都不能含糊啊。”

那天傍晚，父亲的手机收到到账短信时，他正在厨房给母亲打下手。抽油烟机嗡嗡作响，他看着屏幕上的数字，忽然笑了：“你看，该是你的，错不了。”母亲往锅里撒着葱花，香气漫了一屋子：“这回怎么不让人家随便念姓氏了？”父亲往灶膛里添了块柴，火苗舔着锅底：“这不是我的名字的事，是规矩的事。国库的账要守规矩，银行的账也得守规矩。”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年轻时在国库复核组，曾为了几分钱的差额，对着几万张单据查了三天三夜。最后在一张被茶水浸湿的汇款单上，发现收款单位“畜牧站”被写成了“蓄牧站”。他骑着自行车跑了四十里地，到乡镇畜牧站核对盖章，回来时裤脚全是泥。“几分钱事小，规矩事大。”他常说，“国库就像国家的钱袋子，得用最细的筛子过滤，漏出去的可能是芝麻，也可能是西瓜。”

我终于明白，父亲的沉默从不是妥协。那是一种重量，像国库券背后的信用，像账册上的小数点，在该轻盈时轻盈，该沉稳时沉稳。他把对规矩的坚守藏在对姓氏的宽容里，就像国库把国家的脉动藏在千万组沉默的数字里。那些被念错的姓氏，不过是岁月撒下的细沙，而真正的金子，永远在该闪光的地方，一分不少、一字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