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曙

秋染西乡，百河流清，万田稻黄，镰月映照丰硕。西乡文学也是收获季盛宴的主人，在他捧出的累累硕果中，最大最红的那颗是长篇小说《红芦苇》。

《红芦苇》取材于西乡的红色历史，在抗战的烽火硝烟里，新四军女战士何念带领一支民运队来到西乡，发动群众，掀起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基层政权和民兵武装，打土匪，斗敌顽，反“扫荡”，西乡儿女在血与火中经受考验、锻炼成长。小说还原历史现场，以新四军来到盐城、皖南事变、重建军部、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开办、七月大“扫荡”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为背景，在丰富的历史情境中，设置勾连细密、跌宕起伏、疏密相间、摇曳多姿的情节，塑造何念、申艺、小凤、大水、宋二妮、杨才人等一众形象生动、命运殊异的人物，展现一幅风物丰美、民俗独特的西乡人文画卷。

作为一部红色传奇，《红芦苇》一方面坚持突出党领导人民抗击日伪取得胜利的历史主线，另一方面也尊重历史、坚持揭示历史的复杂性。小说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写起，描写党中央的正确决策给抗战打开了新局面。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和对党员干部持续进行的各种教育，不断推进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何念领导的蟒南区抗日救亡工作才得以展开，才能够建立红色政权，在一次次敌伪冲击下才能够红旗不倒并最终取得胜利。何念、申艺、小凤、兰芝等都参加了党举办的华中局党校、抗大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队、培训班等学习，都在战争中锤炼成为优秀的党基层组织领导人，成为群众的领路人。

另一方面，《红芦苇》也力求避免庸俗化地肢解历史，不是敌我斗争极端化、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而是将人物置于错综纷纭的社会关系和变化多端的人生遭际，在民族的历史任务下书写各种人物的命运抉择，以事件的多面性曲折性、人物的多元性变化性来建构历史的复杂性。民运队来到蟒南区，正是春荒时节，穷困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小凤爹娘要卖女度荒。民运队执行党的政策和部署，宣传发动群众，成立农救会、妇救会，掀起向地主“借粮运动”，趁势推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搅动了乡村社会。从地主到农民各阶层各个人，秉着各自的利益与个性，开演自己的人生大戏。地主中有开明士绅何瑞轩带头支持，有“笑面虎”杨才人阳奉阴违，有“老抠门”杨才富夫妇抗阻硬顶，有“大老虎”王贤武暗逼退租；贫农中有喊出“大户老爷要吐一吐血”的二猴子，有怀着强烈的个人欲望积极参加的二歪头，还有小凤爹等人的将信将疑，有凭良心自家将就不多要救荒粮的茅匠，也有因被逼退粮而自杀的寡妇英子。而在对杨才富夫妇“刻薄成家”“满手的茧子又厚又开裂，缝里能缠根稻草绳”“身上衣服补丁摞补丁”的描述中，也展示了地主阶层更多的成因和面目。

人物是小说的中心，《红芦苇》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四五十个，人物众多，个性各异，抵达历史深处，以群像的方式展现抗战时代生活战斗着的人们。这也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作者并没有概念化塑造人物，敌我双方核心人物何念、申艺与赵太善、王贤武等，并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决定的斗争工具，而是在更为精细的历史条件下、更为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者，他们的个性有发展、行动有依托。

将复杂性还给历史，从而《红芦苇》这部小说不仅仅是斗争史，更是社会史，小说的内容主体是广阔的社会生活，敌我双方的人们都交缠在细密的社会关系中。何念拜访杨才人，称“穷苦人仰望着舅爹爹你们这些大户借点钱粮”。敌伪“扫荡”中王贤武的侄子王小武叛国投敌，带兵搜捕新四军，何瑞轩劝他“都是本乡本土之人，还望不要为难乡民的好”，杨才人求他“小武长官，贤侄，你快帮大伙说说情，大伙记着你的好”。而书中有机穿插的各种西乡民俗、农家劳作知识与生活场景，也丰富了社会性，让这本书成为一本红色叙事的西乡百科。

《红芦苇》的语言平实晓畅，带着西乡独特的水乡气息。作者有意识地向本土语言靠拢，选用了不少方言词汇和俗语谚语，比如“搲”“塘罐”“茅匠”“肉头”“丁头舍子”“当锅摸灶”等等。人物语言也力求乡土化，比如小翠娘强迫小翠定亲说“乖乖，我自己肚子里屙下来的，我还管不了了？”这样鲜活的语言也为小说增色不少。

西乡生生不息，西乡叙事日新又新，西乡人民生活的厚重历史和火热现实，源源不竭地哺育着西乡文学，《红芦苇》们茁壮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