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辉

伟大精神源自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在创建党的伟大具体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一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大地上兼容并蓄的新创造，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其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历史使命、文化孕育、理论引领和实践探索四重逻辑，共同构成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

历史逻辑

共产党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伟大建党精神生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20世纪初，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下，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危机，洋务运动的破产证明，仅靠“器物”层面的变革，难以抵御列强侵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证明西方制度不适用于中国。固有的农民起义模式难以走出历史循环，中体西用的自强运动和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主义接连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屡屡遭受挫折，亿万中国人民灾难深重，救国救民之路前途未卜。

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苟延残喘，西方列强肆意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此时，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赋予中国革命志士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的历史使命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重任，一批批民族英雄前仆后继，顽强斗争，显现出“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等一系列宝贵精神，救国真理在各种理论争辩和实践探索中愈加凸显，马克思主义开始引领和推动中国历史走向正确方向，至此建党精神便开始凝结于历史潮流中。

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使革命先驱们筚路蓝缕，为建党精神的产生提供历史条件。为了人人都能当家作主、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南陈北李”凝聚革命有识之士相约建党，建党精神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中应运而生，指引中国共产党人担当历史使命，扭转民族命运。

文化逻辑

中华优秀文化的孕育

伟大建党精神有其独特文化渊源。一方面，在建党萌芽和建党精神形成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救亡图存的精神根脉。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现世完美的道义政治观，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上具有某种精神同构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渊源，使中国人民在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具有先天的文化和心理基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融入和吸纳马克思主义元素，实现自我传承和革新，为建党精神的产生提供了具有时代价值和坚韧生命力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悲壮的斗争史塑造了特殊的革命文化，这既是伟大先驱孙中山“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的忧国情怀；又是陈独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科学研究室和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舍生取义；更是李大钊“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革命气概。一批批革命志士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在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上无畏求索，为建党精神的产生提供了革命文化的精神力量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蜕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力量，饱含着建党精神的思想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特殊革命文化既一脉相承，又相互融合，为建党精神的产生奠定文化底色，提供文化滋养，熔铸道德品格，是建党精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力量源泉。

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引领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和革命理论传入中国，并非一帆风顺，直至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撰写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大地上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文本。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相互激发，互补共融，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本土扎根。在同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碰撞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反复被验证着其固有的真理性，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证明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制，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适用于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的辩难中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指明了唯一正确的方向，中国革命从此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来自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有机结合，最终形成了更具生机与活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也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动建党精神的创造性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引领使伟大建党精神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具备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为建党精神的产生作了充足理论准备。

实践逻辑

共产党先驱们的伟大建党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是生成伟大建党精神的直接来源。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使中国革命有了新转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火种在工人运动中普遍传播，在思想上、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1920年，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发起号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海内外先进分子逐步建立联系。随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共产党先驱“南陈北李”分别在上海、北京创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系统地宣扬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1921年春，在上海和北京早期党组织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逐步扩展至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同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提议并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早期建党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和党的正式诞生奠定了牢固的组织基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顺利召开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首个纲领、决议和宣言，规定了党的目标、任务、所要开展的工作等，这是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全面展开的起点。至此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篇章，中国革命由此展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中华民族的命运有了新转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受益于共产国际，但中国共产党孕育并成长于中国大地，是民族危亡之时中国有识之士的行动自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和必然要求。在建党伟大具体实践中形成的诸如“北大红楼精神”“渔阳里精神”和“红船精神”等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标志着孕育于斗争历史中的建党基因生根发芽，伟大建党精神开始引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茁壮成长。

面对灾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中华优秀文化中坚韧不屈的民族品格，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精神力量源泉，但饱尝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符合现代国家发展特征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火种播撒在中国革命大地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伟大建党精神的产生创造了理论载体。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早期革命党人克服重重困境，组建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终凝聚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这一现实载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真理、宁死不屈、顽强斗争的精神支柱，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为市委党校马列教研室副主任。本文为2021年度省党校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弘扬路径”〈ZX2207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