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钊勤

这根旗杆，是水泥的，立在小学操场的东头。它并不特别高，也因为有些年头了，灰扑扑的水泥表面，靠近根部的地方，还有几道深色的、雨水留下的痕迹。每日风吹日晒，它就这么孤零零地、却又稳稳当当地立着，像我们村里那个沉默寡言的老人，把一生的风雨都刻在了脸上。

我童年的大部分记忆，似乎都与它有关。每逢周一，我们这些孩子便被老师们从教室里赶出来，在旗杆下歪歪扭扭地排成队列。那时的我，心思全不在那面即将升起的红旗上，只顾着研究旗杆脚下几丛倔强的狗尾巴草，或是天上那只盘旋着不肯离去的麻雀。升旗仪式也简单，没有音乐，只有校长用他那带着浓重乡音的嗓子喊一声“敬礼”，我们便齐刷刷地举起手来。我的目光，常常是顺着那根光溜溜的旗杆，一直爬到顶端，看着那面红旗在风里呼啦啦地展开。它于我，与其说是一种庄严的象征，倒不如说是一周开始时一个有趣的、固定的节目。风大的时候，红旗会扭成一团，奋力挣扎，像个不听话的顽童；风静的时候，它便软软地垂着，仿佛还没睡醒。我那时不懂什么叫信仰，只觉得这旗杆和红旗，是校园里一件理所当然的物件，就像教室里的黑板和课桌一样。

后来离家读书，工作了，走过许多地方，见过各式各样的旗杆。有广场上巍峨矗立的不锈钢旗杆，锃亮得能照出人影；有机关大院门前挺拔的金属旗杆，带着一种庄重的气派。它们都很好，都承载着那份应有的敬意，但我总觉得，它们与我隔着些什么。太标准了，太精致了，反倒少了点能直抵我心里的温度。

直到有一年，我因事回到故乡，在一个冬日的清晨，无意中又走到了母校的墙外。隔着铁栅栏，我一眼就望见了那根水泥旗杆。它还是老样子，只是那水泥的灰色，似乎被岁月浸得更深了。恰是升旗的时候，几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正用力地拉动旗绳。他们的动作并不十分协调，神情却专注得很。那一刻，没有嘹亮的国歌，周遭是静的，只有寒风拂过枯枝的微响。可就在那面红旗缓缓上升，在湛蓝的天幕下完全展开的瞬间，我的喉咙忽然哽住了。

我蓦地明白了，这根看似粗陋的水泥旗杆，何以在我心中立得如此之稳。它见证过我最初的、也是最纯真的仰望。连同它周围这片土地——那凹凸不平的土操场，那几丛枯黄的草，那拉着旗绳的、冻得通红的小手——共同构成了“国家”这个词在我生命中最具体、最温暖的意象。它不遥远，不抽象，它就立在我启蒙的地方，立在我童年奔跑过的土地上。那份情感，不是被灌输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仰望中，像水泥一样，慢慢地、牢固地浇筑在了心底。

此刻，面对这根默然伫立的旗杆，我忽感到它更如这旗杆，是一种日常的、无言的坚守；这旗杆便是我的“山河”。它不言不语，却承载了一代又一代孩童关于家国的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记忆。

风又起，旗角拂过我的眼帘。我知道，无论我走多远，这根水泥旗杆，将永远笔直地立在我心中的那片操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