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捷

作家许如亮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风吹麦浪》，以二十世纪末农村转型为背景，用沾满泥土的笔触，从“分田到户”的时代风浪里，打捞起一群农民在贫困与变革的挣扎与奋进中，永远向上的故事。小说以常家九子女的命运为经纬，将生存的苦涩与生命的坚强编织成浪，在麦芒闪烁的光影里，照耀中国人骨子里“生生不息”的愚公精神，突出的正是关于生命韧性的主题。

盐城射阳河芦苇荡的土地，曾像一块浸透盐碱的海绵，吸尽了祖先苍生的精华，也耗光了常氏家族的血汗。“一口头号大铁锅煮着照见人影的糁子粥，九个孩子像雏鸡般挤在桌旁”的场景，是大集体时代的缩影。但生存的韧性恰在这绝境中迸发——常家父亲带着孩子们在村里首开工业作坊，友正“天不亮就下田割麦，肩膀磨出血泡仍把麦捆往场院扛”，玉香“凌晨三点起床拌猪食，双手被碱水浸得脱皮”，中国农民最原始的生存密码，从这些生动而翔实的细节里泄露：不会向环境的恶劣妥协，不会向命运的艰难屈服，而是不断向土地深处掘进，开采出强大的生命能源，焕发人性的光彩。常家人和老乡们整合资源，将油泥踩烂定型为砌墙砖石，这些“把苦日子夯进土里”的倔强，也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对生存环境可理解性的认知、对困境可控性的把握、对劳作意义性的坚守。

农村改革“分田到户”的政策如劲风掠过，吹乱了集体劳动的原有秩序，却激发了个体的活力，点燃了农村蓬勃发展的希望。友明从“扛着铁锹混工分”到划着小船在射阳河下网捕鱼，四凤从抱怨丈夫“没用”到钻研母猪配种技术，这些转变背后是农民对生存方式的主动重构。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笑天的角色蜕变：从“在村里掏鸟窝的孩子王”到乡团委书记，再到回村重修破败土路，他打破了“跳出农门即逃离”的“成功学惯性”，带着村民用巴根草固堤、开发荒地，这种从“逃离土地”到“反哺土地”的选择，嵌入了芦苇荡从荒滩到良田的土地进化史，实现了农民从土地的“仆从”到土地的“主人”的大转变。新政策作为经济基础的变革，引发了农民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构。农民们在时代变革中既是被动的承受者，更是主动的创造者，他们用勤劳和灵巧的双手在土地上书写着自己的史诗。

射阳河的浪涛与盐碱地的风沙构成了农民生存的自然困境，而疾病、贫困、政策变动则是社会状态的无常考验。小说主人公在这些困境中展现出的韧性，恰似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明知巨石终将滚落，却依然一次次将其推上山顶。小说反映的不仅是生产方式转变的现实，更是这种现实投射出的精神进化，是时代变革中人的进步与生命的升华。“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农民们在盐碱地里种出高产小麦，在射阳河中捕捞希望，在“丁头舍子”里编织未来。他们在土地上的劳作与创造，正是他们造化精神的具象化。常氏家族是跨时代农民的典型，三代人的命运轨迹，折射出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韧性光大。第一代常青树坚守土地，用勤劳和隐忍对抗贫困；第二代常有理在改革浪潮中勇闯市场，用智慧和勇气改变命运；第三代常笑天则将现代科技与乡土情怀结合，带领村民走向富裕。这种代际传承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现实中寻找突破。这种韧性不仅是对自然困境一以贯之的抗争，更是对生命意义更高层次的追问。主人公在命运的低谷中一次次站起，用行动诠释了生命的韧性、尊严和拓展。

《风吹麦浪》用常氏家族的故事，为中国农民的生存发展立传，为生命的提升进程立传。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说，文学是“灯”，照亮人类精神的前路。《风吹麦浪》是这样一盏灯，它照亮了中国农民在困境中不屈的灵魂，激发中国人在血脉中固有的生命韧性，并使之发扬光大。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样的故事更是提醒我们：只要根系深扎泥土，生命就能在风雨中茁壮成长，麦浪终将推涌出希望的海洋。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新乡村，必将从远方走近我们，变成新一代人眼前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