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龙林

一

非遗年让珠溪古镇越发红火，谷雨前后，古镇陈家大院牡丹成为热门打卡点。这牡丹的热火当与其品种也系枯枝相关。好奇心，驱使人们纷至沓来。

古镇牡丹的原主人姓陈，名恒新。因珠溪古镇建设需要，陈家房舍已改造成古镇文化的代表景点。眼前的牡丹植于前堂院内东西两个花坛。虽说是两株，却因是灌木类，分枝颇多，一米五直径的大花坛被其占得满满。盛开的牡丹，占据偌大的厅堂大院。分枝有从基部根处绽出，有从离根不远处泥土中冒出。嫩枝舒展，老干枯涩，苍鳞虬结，密密匝匝，花香四溢，沁人心脾。浓浓色香，蜂蝶飞舞，一派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胜景。

东面花坛粉红色的“玉楼春”，复瓣，花瓣层层叠叠，枝条短促，枝干苍老，黄蕊深藏，始花稍迟，花期稍长。西面花坛酱红色的“紫袍”，单瓣，花瓣飘逸洒脱，枝节稍长，枝干平滑，黄蕊外露，始花稍早，花期较短。与便仓枯枝牡丹相比，虽说都是“红”“白”两色，“红者寄丹心，白者寄洁志”。这“红”的“紫袍”没什么两样，而那“白”的呈粉红色的“玉楼春”与“赵粉”区别十分明显。便仓园的那品种是单瓣，较为飘逸；古镇的这“玉楼春”是复瓣，较为妩媚。这或许也是伍佑陈氏牡丹能够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成为热门打卡地的另一原因。当然，“玉楼春”又是词牌名，显然为珠溪牡丹加分不少。《玉楼春》作为词牌名，最早出现在五代十国时期《花间集》，南唐词人顾夐有“月照玉楼春漏促”“柳映玉楼春日晚”的词句，因而得名。“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范成大《玉楼春·牡丹》词，“满蹊桃李不能言，分付仙家君莫惜。”更让“玉楼春”身价倍增。但不管怎么说，“赵粉”也好，“玉楼春”也好，它们的“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风格是一致的。

关注陈氏这两株牡丹，追寻陈氏牡丹来历，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当年，笔者负责集镇建设相关工作，希望寻到证明古镇历史的活化石。从古树名木入手，这两株枯枝牡丹进入视线。除此，还有铁绳桥南的皂角树、串场河西的枸骨树、东圈门和迎仙巷的香橼树，那迎仙巷杨氏家祠的牡丹，与陈家大院的牡丹有点儿殊途同归。如此种种，当数这陈家牡丹更特别，枯枝是其一，相传有几百年历史，这是其二。据陈氏分家书所记，院内“花厅别致”，以及“同居七世”的记载，反映了这牡丹为陈家世代相传。分家书署时为民国21年（1932年），至今又过了近百年。据此，牡丹相传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可信的。

二

历史记载，牡丹作为观赏花卉进入殿堂庭院，是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的。“隋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这是宋代大学者王应麟的《海山记》所记，牡丹由此从野外进入皇家宫苑。

唐代诗人舒元舆《牡丹赋序》又记：“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寖盛。”这“天后”，指的是武则天。原来牡丹出自武则天家乡“西河”。对于伍佑古镇来说，更有意思的是，这“上苑”与西汉司马相如笔下《上林赋》所描绘的“上林苑”是同一皇家园林。镌刻在伍佑石桥上的“司马相如题柱”的联句，说的就是司马相如的故事。新近出版的《伍佑镇志》记载：1963年，在伍佑境内发现的“三羊墩汉墓”出土文物中，有件铜扣彩绘铭漆盘，上面印有“上林”字样。这或许正是伍佑古镇与牡丹之所以结缘的历史原点。

武则天从家乡移植牡丹的史实在二十四史类的典籍中可以找到依据。据《新唐书·高宗纪》：唐显庆五年（660年）二月，唐高宗携武则天从东都洛阳回到“西河”（今山西文水县）。三月初五，“皇后宴亲族邻里于朝堂”。四月，返回洛阳，在东都花园“作八关宫”。这是武则天得宠得势后返回家乡在史书留下记载的唯一。事实上，其时不但东都洛阳牡丹兴盛，长安京城赏玩牡丹“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酉阳杂俎》《唐两京城坊考》，有长安朱雀街开化坊“尚书左仆射令狐楚宅”“牡丹最盛”的记载。时任户部尚书令狐楚与牡丹结缘。后来，被贬任东都留守，从而引起令狐楚《赴东都别牡丹》之伤感：“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唐代诗豪刘禹锡为此唱和《和令狐相公别牡丹》：“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

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借用牡丹之缘道出了刘禹锡为令狐楚鸣不平的无尽感慨。进而联想到，杭州西泠印社大家黄易也曾以“春明门外即天涯”的诗画，表达同样的离别之情。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伍佑场署幕僚黄易绘《春明门外图》册页，并以“春明门外即天涯”辘轳体诗书赠明春岩。明春岩，即乾隆年间伍佑场署大使姚明新。“春明门外即天涯，一路垂杨不见花。铃铎五更残梦破，关心直到玉钩斜。”后来，这一诗画作品又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辗转到了与黄易有“素心之交”的仇梦岩手中。仇梦岩欣然再以辘轳体诗题跋于册页：“……无端聚散总堪嗟，此别为君补白华。归后定知相忆处，春明门外即天涯。”“春明门外即天涯”，记录了黄易、姚明新、仇梦岩客居珠溪，后又天各一方牵挂思念的人文佳话。

宋神宗元丰年间，北宋秀才高承的《事物纪原·牡丹》：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这在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进士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武后》记载得稍有详细：“天授二年（691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云：‘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原本寒冬万物凋零却百花盛开，俨然春色满园春意盎然。

到了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冯梦龙笔下《灌园叟晚逢仙女》，不但记录了武则天圣旨诗《腊日宣诏幸上苑》，更添加了“牡丹抗旨”和“火烤牡丹”情节。“满园青翠萦目，红紫迎人”，唯独牡丹不开。武则天怎不气愤万分，即刻吩咐太监：“将各处牡丹，连根掘起，多架柴炭，立时烧毁。”转眼间，上林苑牡丹枝梗被炙枯一半。到了清朝，时任国子监司业的彭定求等人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奉命扬州书局校订《全唐诗》，《腊日宣诏幸上苑》收录刊刻其中。虽然按语说“此皆妖妄，不足信也”，鉴于《全唐诗》在中华文化宝库中地位，“不足信”，也得信。“武则天怒贬牡丹花”以及“枯枝牡丹”的神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故事而广为流传。

笔者收有一册清初张潮编选的《虞初新志》（其中，还载有盐城宋曹所著的《义猴传》），王晫的《看花述异记》收录其中。这《看花述异记》记的是王晫于康熙七年（1668年）三月在杭州沈氏花园梦中奇遇。王晫酒后静夜独坐，梦入虚幻仙境，“不复知身在人世”。园内“清溪夹岸，茂林蓊郁”“烟雾溟濛，芳菲满目，人间四季花，同时开放略尽”。在南岳魏夫人侍女“花姑”黄令征引导下，王晫梦见牡丹花师洛人朱仲儒。关于花师朱仲儒，柳宗元的《龙城录》是这样记载的：“洛人宋单父，字仲孺，能诗，善种植之术。凡牡丹花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唐玄宗知道洛阳有一奇人，便慕名请他到骊山栽植牡丹。宋单父在骊山栽了上万株牡丹，形态颜色各不相同，被尊为一代“花师”，获赐黄金千余两。

三

牡丹原产于中国，中华栽培牡丹的历史至少有3000年。甘肃武威旱滩坡古墓发现的医药汉简，上有牡丹治疗血瘀病的记载，反映了我们祖先早就认识到牡丹的根有活血调经功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牡丹花名的来历有这样说明：“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意思是，牡丹既可以通过种子进行繁殖，也可以通过根进行无性繁殖，谓之“牡”，牡丹的花色红者为上品，谓之“丹”。又传，公元22年，汉光武帝刘秀起兵讨伐王莽。刘秀遭王莽追杀，曾藏身于弥陀寺花丛中，得以保命。刘秀遂在弥陀寺壁上题诗一首：“萧王避难过荒庄，井庙俱无甚凄凉。惟有牡丹花数株，忠心不改向君王。”弥陀寺由此更名为牡丹寺。

关于牡丹的栽培，最神奇的莫过于八仙过海中的韩湘子。韩湘，韩愈侄孙，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进士，官至大理寺丞。据《青琐高议》前集卷九《韩湘子》所载，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巡酌间”即可育出“岩花二朵，类似之牡丹，差大而艳美，叶干翠软”。这故事还记载在官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更提高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当然，细细品读史料经典，无论是宋代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还是清代阮葵生的《茶余客话》、夏荃的《退庵笔记》，那书中记载的“吕夷简，天圣初任，尝于院后植牡丹一株”，范仲淹的“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流传甚广的诗句，都流露出一种观点：世间所谓枯枝牡丹，“云是宋物，或即二公（吕文靖、范文正）所遗，未可知也。”

如今，这枯枝牡丹究竟从何而来？其答案已经不是十分重要。牡丹的那种“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处处表露出“国色天香”的娇美艳丽，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

人们爱牡丹、赏牡丹、赋牡丹，形成了繁盛的中华牡丹文化现象。牡丹给予国人、赋予古镇美轮美奂、如梦如幻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