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勇
在文坛，散文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始终占有较大的比例。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作家刘猛能在盐阜崭露头角，甚至在整个江苏偶露峥嵘，令人刮目相看。
刘猛最初也是从乡村起笔的，散文内容多为身边的景物人事，田园，风光，乡情。写熟悉的东西不易跑偏、易于驾驭。但总写村庄、田野、炊烟、河流，就会重复他人、重复自我，形成同质化、陷入流俗化，太熟、太俗，就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好在刘猛有智慧、有悟性，他会跳脱俗套，不落窠臼。他在关于村庄、田园的书写中，拒绝了看题通透全构、看头晓得结尾的“作文体”或者说是“范文体”，他在自己的乡村书写中主动加入“自然”、置放“生态”；或者说，是他早期作品中“尊重自然”“关注生态”的笔触，让其作品与他人存在“似与不似”的起步与进步，将他作品的格次从共情中“拯救”出来，成为优秀篇什，譬如《萤火虫慢慢飞》，“慢慢”两字，怜爱与呼唤尽在其中，“夜萤舞清波，散作满天星”的画面，曾经拥有，如今追忆，有着恍如隔世之惘；《清风吹过荷塘》，宛如“迎面吹来凉爽的风”，生态之境，自然之美，让人心升怡怡；《芦苇花开》，写到了景观，自成一面，气势苍郁，流光吐纳，尤其是结尾令人泪目，呼唤人们敬畏自然、保护生态以歌代呼，事半功倍。
本集中有不少篇历史文化类的散文作品，“大散文”“历史文化散文”曾风行一时。刘猛的此类作品亦有“倒影”“随痕”，但又没复制复印，没有被“风行”绑架，没有被“拾慧”自践。这又是他的过人之处。譬如《范堤遐思》《却金亭前的沉思》《醉醒自是难相谐》《自污》《泼墨啸晚风》，我在阅读过程中，就不时地显现出刘猛“这一个”的面目气韵来，他没有过分地依赖“想象”而飞墨无忌，他深谙“小节不拘、大事不疏”微型传体的艺术遵循。历史文化类散文，太像散文不宜，太不像散文也是为人诟病的大忌。历史文化散文没有不写人的，散文体的写人篇章，其实就是微型传记，或者是叱咤风云的历史名人的经世截面，一些大家动辄洋洋洒洒数万字、数十万字，想象过度，必然就有过失，史实硬伤累累，缺乏艺术上的真诚。刘猛也来写这样的大散文，也写到名声如雷的范仲淹、曾国藩，文心雕龙的解缙、徐渭，还有在地方政声回荡的范鏓，始终尊重史实，懂得如何拿捏、切入、扯筋、掂出肝胆的。这样的写法，需要睿智中的放大“贤者”，需要清醒后的放下“小我”，决不能让自己的漏洞、漏气的想象力强加、凌驾于伟人名杰的风范之上。
其实，散文写作看似门槛低，其实很难。诗歌需要天赋，散文需要才华，还需要学养、襟怀等等。在当下新媒体发达的时代，“全民写作”，在手机上“发表”易如反掌，势必会让一些不自觉、不自省者自以为是。固然“写”是重要的事，但文学创作需要大量的阅读与思考。我以为：一个写作者，要做到“思考大于阅读，阅读大于写作”才行。如果只写不读、只读不思，很快就会被掏空，自陷于滞滑中而不能前行。刘猛似乎深谙其道，我俩也曾就此交流切磋过，所以，他的历史文化散文能够出俏，正是长期思考、大量阅读的使然。这类作品提升他的散文随笔的品位，也让他的写作面得以拓展，多维又是升维，一石三鸟。
本集收录的几篇红色文化散文，按理属于历史文化类散文，只是我特意将它们“转隶”出列，动情赏析。《春天，该回家了》《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串场河畔钻天榆》，这三篇文章写的人与事，是再熟稔不过的了，展读时，我双眼多次濡润温烫。盐阜是革命老区，红色资源十分丰富，作为革命先驱碧血浸透的一方大地上的后代，作为当下的本土作家，我们有责任与义务要写一写这样的佳作。
《清风吹过荷塘》作品集中还有论述见长的“哲理美”的作品。这可能与刘猛从事教育工作有关。“授业、传道、解惑”，说白了，就是教化、引导、规劝。刘猛没有自标“鸡汤”大师，也没有把自己推上讲台，行文说事也没有“敲黑板”，而是锚定社会聚焦的抑或习焉不察的问题现象，撕开小切口播讲大道理，亲切自然，娓娓道来，既有《荔枝》的形象性，又有《思源井的随想》的抒情性，更具《从李白泄愤谈起》的哲思性，既用点化法，又有直射法，更兼渗透法，就是没有冗长说教、人为拔擢、烂熟框架的弊端陋病。
刘猛兼涉诗歌创作，因而他的散文作品语言诗意氤氲，无陈词滥调、迂味酸气；由于随着阅读面的拓宽和变“杂”，他的作品蕴含丰富的知识，譬如《串场河畔钻天榆》中根据树叶稠疏来辨别方向、《萤火虫慢慢飞》中的“腐草为萤”，都以新鲜的“知识性”让我眼目一亮；还有，刘猛的散文作品总体为短章简制，纤细精巧，清澈洒脱，致广大而尽精微，有一种简雅之美；刘猛更注意创作的节奏，智慧的散文家，从不多写，“一个人一生写出的让人叫好的散文是有定数的”。他过段时间出来一篇有质量的散文，是让我高兴并欣赏的快事。梁实秋：“散文的美，美在适当。”这“适当”，既是文章的字数，也是作品的篇数。
刘猛正当盛年，写作前程宏阔。在喜悦于他的起点高、行进稳的同时，我以为他还应注重于写作整体的“等质性”，他本集中的作品质量有起伏，说明有时还没有处于安静的最佳创作状态；本集中有少量的作品属于“即兴式”写作，一挥而就，思想的时长、思考的深度、思维的集成，都受到了局限；再者，作品的写作对象“身边化”，总是围绕着“三里地”转圈子，不是陷于“俗”就是囿于“熟”，缺乏更远的行走与见识，“需要天地之间更大的坐标参照，来发散更加高贵的光泽”。这些又何尝不是刘猛了然于胸的已知与自识，又何尝不是我的一孔之见与偏颇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