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为秀

清明将至，窗外细雨如丝，密密织成一张无边的网，仿佛从天空垂落下万千缕思念。在这绵绵的雨声里，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那盏总亮到深夜的灯；母亲守着灶台、手拿针线的模样，那点燃了满屋温馨、缝补着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童年的烟火气，都仿佛穿过时光，再次浮现于眼前。

父亲离开我们，已四十九年；母亲离去，亦十一年了。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旧清晰如昨，仿佛一转身，还在身边。

父亲走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年仅五十三岁。他从射阳的乡土出发，足迹遍及滨海、盐城，远赴云南。无论身在何方，他身上那股从泥土里长出的质朴，那股为百姓破案不眠不休的倔强，从未改变。

父亲一九二五年生于千秋镇新中村，幼年丧父，由祖母艰难拉扯大，一年里有半年需以糠菜充饥。一九四二年，十七岁的他毅然投身抗日烽火；一九四五年，他光荣入党，自此将一生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献给了公安事业。

父亲不仅是破案的专家，更是一身正气、铁面无私。他侍母至孝，祖母之言无不遵从。唯独在“人情”与“原则”之间，他从未有过半分退让。即便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他牵挂的，依然是未破的案件。刑侦人员前来探望，他紧紧拉住他们的手，急切追问：“案子怎么样了？有没有新线索？”见众人面露不忍，他便着急：“我还有一口气，说说怕什么！”在有限的、被疼痛分割的时光里，他仍坚持指导破获了一桩又一桩案件。

母亲与父亲不同。她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默默跟随父亲走南闯北：从滨海到盐城，从盐城到云南，再从云南回到射阳。一九五二年，母亲便是滨海县棉麻厂的职工，后随父亲工作调动几经辗转，从未间断工作。一九六六年，为响应国家号召，母亲毅然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乡落户，从此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家庭之中。她用自己九十三岁的人生，将“相夫教子”四个字做到了极致。十口之家的重担，几乎全压在她一人肩上。至今无法想象，那些年她是如何熬过来的，记忆里只有母亲永远在缝补、永远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

她侍奉祖母，至孝至诚。祖母带着我们几个年长的孩子生活，母亲每月准时叮嘱父亲寄去三十元生活费，自己则节衣缩食。祖母晚年卧病在床一年多，大小便失禁，母亲衣不解带，悉心侍奉，毫无怨言。祖母逢人便夸：“我这儿媳，比亲闺女还亲。”对待邻里，她宽厚仁慈，谁家孩子无人照看，她便接过来；谁家一时断炊，她便匀出一碗米。她从不讲什么大道理，只是用最实在的行动，默默温暖着身边的人。

母亲一生，似乎与“抱怨”二字无缘。不抱怨生活的清苦，不抱怨奔波的劳累，不抱怨时代的颠沛流离，也不抱怨为支持父亲、撑起家庭而放弃的工作与保障。父亲走时，她才五十四岁。此后三十八年，她独自守着这个家，帮我们带大晚辈，操持家务，常常一个上午辗转几个儿女家中，烧饭、打扫，不知疲倦。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四十六分，母亲安详离世，享年九十三岁。我们总想，父亲在天堂等了她三十八年，如今，他们终于团圆相守。

窗外的雨，依旧淅淅沥沥。小时候，父亲每次回家，总会挨个摸摸我们的头，问一句：“听话没？”那时懵懂，直至成年后才真正明白，他一生最看重的，便是这“听话”二字——听党的话，听人民的话，听良知的话。

而母亲，总站在门口默默目送：目送父亲披着晨露、踏着星光去办案，目送我们背着书包上学、身着军装远行、奔赴各自的人生岗位。她的目光，宛如一根无形却无比坚韧的丝线，无论我们飞得多高、走得多远，灵魂深处，始终被那温暖的目光牢牢牵系。

父亲用他侦破的无数大案要案，为我们镌刻下“忠诚、干净、担当”的人生信条，这六个字，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品读、去践行。母亲则以她全部的温柔与坚韧，默默扛起了整个家的天空，用最无声的奉献，托举父亲毕生的事业，筑牢我们儿女一生安稳幸福的底色。

梨花风起，又至清明，窗外雨声潺潺。愿天堂再无悬案，父亲不必再为案情夙夜操劳；愿天堂温暖安宁，父亲可以好好陪着母亲，歇一歇那奔波劳碌了一辈子的脚步。

请二老放心，我们都好。

只是，真的很想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