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祥

秋学期开学那天，我骑电动车送孙女到离家两公里远的中学报到。绿荫掩映下的人行道上，满眼都是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骑着各种型号的电动车、自行车，拖着比自己还高一头的儿、孙们鱼贯而行。我触景生情地对孙女说：“看你们现在都被惯上天了，爷爷读初中那会，十几里路全靠步行。”本以为能博得孙女同情，没想到她用一句“那是什么年代，怎能和现在比”来回敬我。仔细想想，孙女说的不无道理，遂引动了自己对中学时代学习、生活的遐思和缅怀——

1967年9月，时年13岁的我被阜宁县沟墩中学初中部录取。那个年代，凡亲身经历过的人都有同感——太穷了！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母亲将家里几只生蛋鸡拎上街卖了给我凑足了书学费，买了个新黄帆布书包。那时，大多同学背的书包都是家里用废旧衣服改制的，有的还带着补丁。别说黄书包，就是一个用新布做的书包，也是值得羡慕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记得开学那天我起得很早，匆匆吃了碗粥便背起先前准备好的书包，一路小跑前往6公里以外的学校报到（因为没钱住校），排队、交费、领书，再把饭盒送到学校食堂指定的蒸笼里急忙走进一（2）班教室。来自公社四面八方的新同学相继到齐，虽互不相识，但都主动自报家门，彼此亲密地交谈沟通。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就是今后要同窗共读6年的校友了。

学校的作息时间是固定的，不论离校远近都得遵守，走读一个月后我实在坚持不了，便对父母提出住校的要求，他们也舍不得让我每天起早带晚来回跑20多里，想方设法为我准备了被子、蒲席、小木箱等住校必需品，我也给在部队当兵的二姐夫写信，请他寄点钱让我交住宿费，经学校同意后我成了住校生，从此也不再每天奔波了。

住校对家庭经济较好的同学是一种享受，对我而言则是“活受罪”。每个月必须向食堂投早、晚饭粮食，且非米不收。在春、秋青黄不接的季节，母亲只好将家里不多的粗粮杂谷拎到街上卖了换些米给我交粮。中午蒸饭，别的同学都是纯米，或米和糁子各半，我则清一色大麦糁，碍于面子，中午只得将饭盒带到宿舍，顺带点冬瓜或咸菜汤，躲到床上狼吞虎咽快速吃完。早、晚餐是稀饭，吃得早饿得快，尤其是晚自习结束肚子就开始造反，有钱的同学能上街买碗小面再弄几角钱猪头肉带着饱嗝入梦，而我则强迫自己能早点睡着，昐着黎明快点到来……

翌年暑假在家，我见到几个同龄人每天带着一个粪兜外出拾粪，便叫父亲也给我编一个加入其中，几天跑下来觉得很有意思，不但可以放任自流，还能为家里挣点工分，更主要的是不再挨饿，一种不愿上学的念头油然而生。秋学期开学前，我壮着胆子跟母亲说出了想法，尽管父亲再三劝说我，但我仍不回头，无奈父亲只得同意。可两个星期后我又后悔了，感到拾粪不比读书轻松，当再到学校报到时，校长说我缺课时间太长，除非做检查否则拒收，结果按学校要求执行后方能如愿。

自那以后，无论我在哪里，总感到同学们对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亲近了，心里很自卑。星期天回家闷闷不乐，在父亲的一再追问下我说出了缘由。他沉思良久对我说：“不行就转学吧，到你大姐夫那里去念书，他家不穷，学校又离得很近。”就这样，一星期后我从沟中转入了阜岗小学戴帽子初中班就读。经过上次教训，我深切感到读书的不易和父母的良苦用心，从此发奋学习，经过两年苦读，1970年秋，我以优异成绩再进沟中高中部读书。

那时的高中，一学期学费7块钱，只有几本书，住校还有3块钱的补助金，我的压力也小多了，加之在班级还被选为团小组长（相当于现在团支书），学习劲头更足。除俄语和物理成绩稍逊，其余各科均处于靠前位次，尤其是语文课是我最感兴趣的学科，作文课更是我最享受的时光。有些同学一学期一本作文本还有剩余，我则要2至3本才能够用。1972年末的高中毕业（因响应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提前一学期毕业）作文考试，我以95分的成绩向学校和父母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带着三张奖状结束了中学生涯。如果不是高考中断，相信定会走进更高学府……

而今，追忆自己的中学时代生活，恍如昨日，历历在目，铭记脑海，永不忘怀。但时光不能倒流，人生不可回头，追忆往事，那苦并快乐的日子，成了我永恒的记忆。

作者简介：阜宁县沟墩镇政府原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