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祥

“老队长好，你还是那样精神啊。”偶尔回趟老家，与同龄人相遇时他们仍这样称呼我。屈指数来，这已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了，每每听到感觉格外亲切，记忆的闸门也瞬间打开——

时间追溯到1974年。刚高中毕业回生产队务农一年后，我被大队党支部提拔为生产队副队长。1976年4月初，大队召开社员大会通过“张榜招贤”的形式为我们生产队遴选队长。时年22岁的我，虽然初涉农村工作，但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大步登台揭榜入怀，并当着全大队社员群众的面作了“施政演讲”。在热烈掌声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宣布我成功竞选，由此也创下了我队50多年来最年轻小伙执掌“帅印”的先例。

尽管豪情满怀，但面对全大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集体积累相对滞后的生产队现状，仍觉压力千斤，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感情用事。我的心思被父亲看透了，这位当过村长、支书、生产队长的老党员给我撑腰说：“你有文化基础，我有工作经验，没事，大胆地干！”他送给我的“锦囊妙计”是：多动脑、能吃苦、不占贪、勤为民。正是父亲的指点和教诲，使我挺起了腰杆，在生产队长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且赢得上级领导和本地群众不错的口碑。

在70年代初，农村实行的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种植上主要是稻、麦两季，且粮食产量很低。全队近80户人家住的都是泥墙土屋，虽一年四季“吃三睡五干十六”，一个青壮劳力全年也只能苦五六十块钱，95%的农户缺吃少穿，一个星期也吃不上一顿干饭。除了过年过节，很难闻到肉味，生活之苦不言而喻。

穷则思变。我集思广益采取了三条“治穷”之策：一是改良稻麦品种，将水稻由原来的“吓一跳”“顶芒籼”更换成“南京11号”“金刚30号”等品种，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二是广积有机肥料，安排劳力罱（lǎn）泥划渣挑秧草，大搞“草泥塘”等积肥造肥运动，增加土壤有机质；三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将生产队沟塘和十边隙地养鱼养鸭长香瓜长浅水藕，利用生产队河堤栽槐树长杞柳，办起了粉坊做粉养猪，增加集体收入……

“当队长有褔享”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说法，而我则不然。除参加上级有关会议外，其余时间整天与上百斤的泥担子、稻把、麦把、粪桶担子为伴；每到“三夏”大忙全队近80户人家都由我一人从凌晨三点挨家挨户登门喊上工；晩收工后社员回家吃饭，我还在田埂上检查一天的生产进度、劳动质量，思考着下一天的农活安排。每到晚上休息两脚疼得不能靠芦席，只得让老婆用棉衣垫上。明明只有20来岁的年龄，相貎上却已步入了中年大叔行列……

“当队长在抓‘规矩’上手要硬，在关心社员生活上心要热”。这是父亲的经验之谈，也是我工作的座右铭。我曾毫不手软地处理过一些“犯规”的人和事，也曾毫不吝啬地用小猪作为奖品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社员，对农户遇有难事我更会热心帮忙。有一李姓社员患脉管炎导致左脚趾溃烂，为此我专门召开队委会研究，安排生产队会计带他去上海施行截肢手术，所有费用均由生产队垫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1979年，我在大队党支部的鼎力支持下，率先开了全公社“小段包工、联产计酬”的先河，将全队360亩土地划分到三个生产小组，明确保底产量、工分总额，超产奖励标准。同时大面积栽植高产杂交水稻“南优二号”，亩产达1200斤。这一年，全队粮食增产超14万斤，劳动日单价超5角，社员的口粮也增加了110斤。同年底，我队获得了时任省长惠浴宇签发的省政府嘉奖令，我也多次在公社和县里的三级干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这一年，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再往后，我通过不断改良稻麦品种、扩种棉花面积、发展多种经营等措施，实现了水稻平均亩产超千斤，棉花亩产皮棉超百斤、生猪饲养量超百头、劳动日单价三年翻倍的“三超一翻”目标，社员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1982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后，我按照上级党委、政府的部署，在全大队再次率先完成了分田到户任务。1983年4月被提拔为大队副大队长，1984年初调镇工作。

10年生产队队长，10年雨雪风霜。这10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年华岁月，每一步都苦并快乐着；回忆10年来的所作所为，我奉献了青春，带富了群众，赢得了口碑，问心无愧！

作者简介：阜宁县沟墩镇政府原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