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国家文化部和全国政协文化组在纪念戈公振先生95周年诞辰时指出，“戈公振，我国著名爱国进步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我国早期新闻教育工作者”；这个评价，朴实中肯，名实相符。随着多年来对戈公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近来《戈公振文存》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历史事实，从而认识到，戈公振不仅是新闻事业及其学术领域的工作者、教育者、开拓者、思想者、爱国者，更是一位革命知识分子。

在书中328页看到，早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就写了篇《鼓吹革命之健者》文章，对革命者予以赞扬。

他在日本考察时，发回日本将要侵占中国的警报；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但深入敌区调查采访，还在上海带头募捐17032.92元，支持抗日义勇军。

在世界各地考察时，戈公振责问英国外相张伯伦：“租界何时交还中国”；在日本面见内务大臣床次二竹郎,指出巴黎和会日本虽提出“人种差别案”，结果却成了“保障各国在中国取得的权利”，床次乃承认“此殊有错误”；可见他的爱国精神坚定和坚强。

1932年1月，戈公振对侄子戈宝权说：“我的年纪已经大了，至多只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你应当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明确表达了他要做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强烈愿望。所以诗人臧克家说，戈宝权受他的影响，也成了革命作家。

1932年，他去丹麦被扣留，说他是共产党，后来才将他放了。这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言行，已经被西方看成是革命者了。

1933年到苏联，戈公振用三年时间考察了十多个加盟区的五年计划建设，甚感“已加入一种新的生活”，发回大量报道苏联建设和进步的文章。对此，周巍峙先生在纪念他百年诞辰时指出，“他在思想上实质上已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了”，“是一位为追求真理而奋不顾身的革命知识分子”。

孙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戈宝权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