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桂荇

今年，我得闲，决定下乡辞年。毕竟，兄嫂为大。顺便也去看一看高家墩子，看看老屋。

是傍晚了，太阳还好。车到村头三岔路口，我停下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由自主的那种。卖肉的大木案贴墙而摆，夕阳照在一堆肉上，鲜红发亮。此时，我不知道往哪儿走了。

多少年前，至此都是东拐，上河东高家墩子，母亲在那里。然后去河西，哥哥们在那儿的居民点盖了大房子。此刻，我还是先去墩子吗？可母亲不在啊。想到这，我瞬间泪流满面。擦去眼泪，上哥嫂那儿。

两个哥哥，是邻居。兄弟有序，乡下是有讲究的，我先去大哥家。门口筛子里晒着糯米粉，大嫂正在收。“贵行家来了，快进屋！”大嫂先是惊诧，转瞬喜滋滋的。筛框倚胸，捧着糯米粉进门。“正好，灌一袋子粉带走，省得我送上街。”乡下称的“街”，就是小城。我在城里做事，安居。大嫂向来风风火火，说话也咯嘣亮脆的。见我来，那条黄狗绕着大嫂的腿，也欢喜蹦跳的。

两家年礼一样，一箱白酒，两条烟，还有两条大青鱼。青鱼是在串场河边刚买的，活蹦乱跳。水乡鱼摊多，回家的路上，时遇渔人，鱼也新鲜。

二哥站在树桠“秃”树枝上，腿盘着树干一曲一直。操一把电锯，“呜呜”地响。居高临下，很威风。看见我，忙不迭地下来。只三两下，“咆”的一声，脚落在猪圈后的荒地上。

“走，家去！”我前脚进了二哥家门，大嫂挎着篮子后脚到。“贵行歇一刻儿，我去庄上打肉，在我家吃饭。你们好久不相会了，喝一杯！”话没说完，大嫂回头，迈开了腿。

太阳没有落，外面亮堂。坐了一会儿，我对二哥说：“我上墩子望望。”

“我陪你去。”二哥掸了掸衣裳。其实，衣裳没灰。“你忙，我一个人去。”说罢，转身。

路不远，过闸桥，走七八分钟就到。

天气终于不那么冻人了，微风拂面。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慢慢走着，什么也没想。浑身松弛下来，任由故乡轻抚无声，如临池洗浴，那样逍遥，那样得意。

晚霞映照的墩子，晕黄有色，看上去很温暖、很安静。下圩堤，墩子到了。踏入墩子西头，一只大黑狗窜过来，“汪汪”叫了两声，我伫立不动。大概估计我不是什么坏人，便歇了声，不看我、也不离开。两只芦花鸡闲立两边，礼宾似的，抬头，立正。我慢悠悠往前走，心中安然。“呼啦”一声，一个孩子蹬着小滑车，在我身边戛然而止，满头大汗地问我：“你找谁？”明明我是从这个墩子走出去的，怎么问我是谁，呵呵。随小孩而来的，是两位少妇。谁家的大姑娘，抑或谁家的新媳妇？我不知道。那抱在怀里的、搀在手上的娃儿，我更是陌生……

通往老屋的小巷，落叶封存。走上去，枯叶被踩碎，簌簌有声。倒是橘树绿叶如盖，树梢上还挂着大橘子，橙红可喜。巷边长满高草，瘦黄，袅娜，像一个个清灵、瘠薄、高挑的女子。拐过弯，是万余爷爷的家。两树之间的晾衣绳上，挂着猪头、香肠、野兔、鸭子，风干过年，有腊香，过年吃的。再过两家，关门落锁。

一路走过，眼前这老屋，是祖上的，分给我。我少有闲时回来。平日里，哥嫂帮着照看。院门锈了，锁更打不开。左扭右拽，好不容易开了门，出了一身汗。院子里荒草杂树丛生。我径直走进母亲的房间，摆设一如从前。床上盖着一层单披，是挡灰的。掀起一角，扬出一片尘土。我半个屁股依着床桄，凝望四周。目光落在母亲的老式橱柜上，黑黑的黯然无光。一扇橱门的铜搭钩不翼而飞，留着两个细细的铜钉小洞。另一扇门的葫芦形铜搭片，孤零零地半张着……小时候，我们的衣裳都是放在里面的。一想起，我的眼睛湿润了。

物是人非。斜阳，圩堤，高树入云。竹簖，小船，小河淌水。突然，墩子东头爆竹声声，那是从大婶娘家传来的。大婶娘的孙子志强，这些年在江阴做生意。他回老家，为奶奶新盖了一座四合院，说大寒时节进宅，什么都不忌。恰逢奶奶99岁，“做九不做十”，于是呼朋唤亲，提前贺寿。爆竹，落红，笑语，喜庆盈天。

二哥电话来了，叫我吃晚饭。淌了泪，眼睛有点红，好在我戴了眼镜。不过，瞒不了大嫂，问我怎么了。我掩饰，说不小心揉进了沙子。大嫂点了点头，但她的眼睛告诉我，她没信。

大嫂不愧是大嫂。个把时辰，三下五除二，烧炒炖煮，凉的，热的，满满一桌菜。大嫂坐在桌旁，始终微笑着，也不动筷子，单听我们兄弟聊。

“来了客，打这么多肉？”卖肉的王三仄着头，疑惑地问大嫂。“街上小叔子家来了。”大嫂说。

“贵客！贵客！”王三拍拍头，“有日子不见他了。”

王三还记得我哩，我窃喜。不过，说我是贵客，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在老家，我是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