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圆芳

近日，江苏资深媒体人金伟忻推出新书《激荡江海五千年》。该书汇集了作者近几年来创作的14篇作品，首倡“江海文化带”概念，以江海（黄海）交融的全新视角，在“流域视野”和“千年时空”交织而成的宏阔格局下，重新审视“水韵江苏”数千年来的文明变迁、历史命运、文脉蕴积，在史观建构层面颇有独特之处。该书甫一出版，就获得了著名文学评论家丁帆、王尧，著名作家范小青、叶兆言的联袂推荐，认为这是“一本关于海洋文化的精心之作”，作者“以文字折叠江海”，“面朝大海，奔向未来”。

面对黄海文化研究的“遇冷”，金伟忻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他的困惑：“江苏境内有大江（长江）、大湖（太湖）、大河（大运河）、大海（黄海），可谓江河湖海，纵横奔流。然而，人们对运河文化、太湖文化、长江文化开掘得比较深入充分，对黄海文化的关注度则少得多。”

今天的里下河、太湖均由黄海海侵形成；依托通江达海之便，吴王刘濞在吴地煮海为盐、开发运盐河，为后来扬泰通地区的繁荣埋下伏笔；黄海形成的滩涂成为麋鹿、丹顶鹤等异兽珍禽的天堂，“鹤鸣于九皋”“逐鹿中原”等成语掌故由此刻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激荡江海五千年》中，通过不厌其烦的史海钩沉、典籍爬梳，作者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海洋因素对地域文明的重要形塑。

江海交融的水文格局产生的影响，并不止于物质、经济、自然和生态的层面。事实上，它对地域文化的质地、特色、走向，均起到了打底和再造之功。

作者大胆地将孔子标举为“江海文化带”的代表人物。原来历史上，孔子曾问官于郯，向郯国（春秋时期位于黄海边上的东夷小国）国君郯子请教官制建置方面的学问，留下了虚心问学的千古佳话。问学之余，他又登上郯城东南三十里的一座山，面对大海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苍凉慨叹，名垂千古的“孔望山”由此得名。“山还是那片山，海还是那片海，就因为孔子的一次畅意登临，引入了绵延后世的文脉之源。”作者忍不住以诗意悠远的笔触，评述孔子与黄海的这次惊艳相遇。

与黄海“激情碰撞”的不止孔子。金伟忻在书中介绍，北宋名臣晏殊、吕夷简、范仲淹曾先后来到海陵西溪（今属东台）担任盐官，集结成“海陵朋友圈”，在此留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开向东风应有恨，凭谁移入五侯家”（吕夷简《咏牡丹》）“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范仲淹《西溪见牡丹》）等吟咏千年的诗篇。范仲淹力排众议在当地修建的捍海堰“范公堤”，与抗日民主政权阜宁县县长宋乃德修建的另一道捍海堰“宋公堤”，成为黄海沿岸地区施政者为官以德、心系百姓的生动例证。

《西游记》《水浒传》《镜花缘》等名著，则被金伟忻视为“江海文化带”上耸立的文学高峰。以《西游记》为例，孙悟空的形象中没有人格依附的血缘关系，没有与各种利益主体的复杂羁绊，它拥有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强大独立性、自我性和开拓性——在作者看来，这一别开生面的文学形象明显不是传统农耕文明的造物，而是洋溢着勇猛张扬的“海洋基因”。

——通过辨析“江海文化带”对地域文化勃兴的多元牵引，作者重新沉淀了一批宝贵的“记忆之场”。《激荡江海五千年》一书深受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观点的影响，在诺拉看来，记忆之场不论自然的或人为的，直接经验的或抽象创作的，均链接起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金伟忻也希望，他书中梳理的那些动人故事、诸多并非“网红打卡地”的文化遗迹，能够发挥“记忆之场”的功能，托举今人溯流而上，让沉睡的文脉重新气韵生动。

《激荡江海五千年》一书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面对海洋的姿态问题。对远古先民来说，精卫填海的神话反映出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对秦皇汉武来说，海洋是其开疆拓土、访仙问道的欲望载体；对七下西洋的航海家郑和来说，海洋是财富与危险的总和；对近代世界格局来说，面对或背对海洋隐喻了一个民族是开拓进取抑或抱残守缺。侵略者凭借船坚炮利叩开民族大门的屈辱历史，和此后魏源写下的《海国图志》、张謇兴办的盐垦公司，拼凑出古老民族被迫迎向海洋、绝地求生的悲壮旅程。

作者认为，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没有孰优孰劣，任何一个文明都需要在海洋和陆地的互生中找寻发展之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中，迎向海洋的姿态不应意味着贪婪、扩张和殖民，而应代表着民族心灵的自由开阔，民族精神的刚健昂扬，以及文化心态上的兼容并包。

“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状，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纳百川之广，则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仲淹第二十八世孙范敬宜应泰州市政府邀请写下的《重修望海楼记》，恰切地点出了金伟忻《激荡江海五千年》的题旨。可以想见，在“海洋强国”的时代步伐里，在“一带一路”的春风劲吹中，江、海、陆将深度交融，更多的江海故事将由此诞生，对后人来说，这或许又是另外一本《激荡江海五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