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道君

很多人称他校长，但我一直称呼他为老师，因为，在我的心中，老师的职业身份比校长的职务身份对我们影响更大。岁月是最细密的筛子，筛掉许多耀眼的名号，却稳稳兜住了那个最朴素的称呼——童老师。

特级教师的金匾，是他一堂堂课熬出来的。他把一所乡镇中学的语文成绩，硬生生拉到了全县的榜首。但这些，像褪了色的奖状，静静贴在记忆的墙上。真正鲜活如昨的，是他撑一支竹篙，在少年心事汇成的急流里，将我们一船船渡往彼岸的侧影。

渡口起于最寻常的岸边。一九九三年秋，高二的教室。我们这些住校的少年，得自己淘米蒸饭。铝饭盒总是塞得冒尖——少年人的饥饿感，像永远填不满的深渊。剩饭堆在盒底，是无声的罪证。他看见了，什么也没说。等到周五班会，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双无形的手，轻轻将我们按回故乡的田埂上。他说早年的粥清得能照见人影，说一粒稻谷从浸种到归仓，要经历多少风雨。没有训斥，只有满室的呼吸声。寂静里，我听见胸腔里有东西在破土——那是一种叫作“愧怍”的幼芽。许多年后，我每次端起饭碗，仍觉得手里盛着千里之外的蛙声与汗滴。

少年的心，是刚开垦的荒地，什么野草都想疯长。外面的风将“差距”这个词悄悄吹进校园，皮鞋的光、碗里的油星，都成了无声的宣言。他察觉了，温和的神色收敛成肃然。“身上的光鲜，真是你们挣来的吗？”问句像石子投入湖心。“要比，就比成绩。那白纸黑字，才是你们自己打下的江山。”一时间，昂着的头低了，低着的头，却缓缓抬正了。更难平息的，是与镜中自己的战争。青春痘是陨石坑，矮个子是原罪，黑皮肤是洗不掉的印记。他又讲《红楼梦》，“焦大眼里，林妹妹肯定算不上配偶的最佳选择，甚至比不上刘姥姥”哄笑中，他正色道：“在乎你的人眼里，你怎样都是好的。既如此，何必把无关之人的尺子当枷锁戴？”末了，他悠悠诵出：“腹有诗书气自华”七个字，像七枚温润的玉，让我们贴身佩戴，镇住所有关于容貌的惊慌。

最难渡的急流，是青春堤坝上第一次的泛滥。某个班会课上，他踱进教室，倚在讲台边。“爱的最高境界啊，”他望向窗外的暮色，“或许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底下窸窣的笑浪，他当作没听见，自顾自背起《致橡树》，声音苍凉得像那棵历经风雨的橡树。“真爱，经得起等待。等你们都成了材，根深叶茂，那时并肩，才是风景。现在去惊扰，不是成全，是毁坏。”他忽然转头，眼神锐利如探照灯，“尤其是收到‘那个’的同学，更要清醒！那或许不是蜜糖，是裹了糖衣、瞄准你未来的炮弹。”多年后同学会，我们才知道，班里那个痴慕着年级第一女孩的男孩，果真将话压成了心底的琥珀。直到女孩飞往美国，他才将这块捂了十年的琥珀，寄往大洋彼岸。童老师一席话，让一树桃花，为了一场更盛大的春天，忍了十个年头的绽放。

他的摆渡如此精妙，我们甘愿被指引，像被星光召唤的夜航人。然而，这位看似无所不能的领航人，也遭遇了他的迷航。

一九九四年六月，暑气将夜熬成滚烫的沥青。自习课上，“咚”的一声闷响，一个身影坍倒在水泥地上。班长赤脚狂奔时，他刚端起一碗能照见月光的稀饭。碗沿磕在桌面的脆响未落，他已趿着断了绊的拖鞋冲入夜色。运垃圾的破板车，铺上草席，成了唯一的方舟。那时的益林镇，土路坑洼如麻脸。那个微胖的身影，将自己绷成一张逆风的弓，在黑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冲刺。他就像那烈日和暴雨下的骆驼祥子，拼了命地往前奔。汗碱在旧汗衫上拓出白色地图，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急诊室的诊断冰冷：过度劳累，严重营养不良。他刚抹了把汗，第二个报信的学生又冲了进来。

那一夜，板车吱呀往返了两趟。当他最后一次拉车回来时，踉跄的脚步比任何说教都更令人心碎。

最后一次班会，那个从容的“摆渡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眼窝深陷、嗓音沙哑的中年人。他双手撑住讲台，仿佛不如此便会倒下，几乎是哀求：“孩子们，刀磨得太急，也会卷刃……停一停吧。”台下，五十多双眼睛熬得通红，像风中的炭火，不肯熄灭。他的“术”第一次彻底失效了。因为他亲手点燃的，已非对师长的遵从，而是内化为生命本能的对彼岸的渴望。弓弦既已拉满，箭矢便只能向前。

他最终用上了最无奈也最温柔的一招。高考前一周，他以命令般的姿态，将我们全部“驱逐”回家。“让父母盯着，谁敢偷偷看书，我唯他是问！”他知道，学校的清汤寡水，接不住这群少年孤注一掷的燃烧；熄灯后的手电微光里，沸腾着他无法再压抑、近乎悲壮的渴望。

天道终究酬勤。那年夏天的喜报，至今仍是小镇口耳相传的传奇。清华、南大、复旦、东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这些星辰般的名字，从一所偏远的乡镇中学迸发而出，改变了许多人原本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