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春驹

王尧先生《民谣》问世以来，广受关注，佳评连连。不过我觉得，其中还缺少了作者家乡人的声音。这是一部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台为故事背景的小说，要对它作出充分阐释，来自东台的读者无疑是需要的。

作为家乡人，我读《民谣》最大的感受是：真实。首先是地理环境。莫庄、吴堡、凤凰垛、江南大队、时堰公社、台南公社、安丰、西溪、后港、陶庄、溱潼……这些都是真实的东台以及周边地区地名。东台城里的体育场、汽车站、医院，都是按照老东台城的真实情况写的。其次是地方风俗。如关于“庄”“舍”“墩子”的介绍，关于七仙女和董永故事传说的介绍，细致而又逼真。还有真实的事情。小说中多次提到的石油钻井队，老一辈东台人都知道这段往事，我当年住在城里，也经常听到从西南方向传来的放炮声。

书中随时出现富有地方特征的真实事物。用具如淘箩、钉耙、稻床、水泥船，劳动如养蚕、收麦、挖猪草、搓草绳、捞水草，食物如涨饼、赤豆冰棍，儿童游戏如“挤癞子”。还有小说中的方言。“装佯”“打荡”“念叨”“没有做头”“麦子起身”“人色坏了”“对得起哪个”，以及许多骂人话。还有真实的氛围。“冬天里的乡下，一切都僵死着，大人和小孩都像筛糠一样不时抖着。”读到这样的句子，不由让人想起儿时在乡下冬天的情景。

至此，作为家乡人，我想指出一点：《民谣》在书写现实的真实准确方面，超过了一般小说。作者借用大量完全真实的历史和地方元素，几乎原封不动地写到小说中。虽然“镜子”论似乎有点过时了，可是我应当承认，真实是我从《民谣》获得阅读愉快的主要原因。作者在还原地域和时代现场方面的能力十分高超，令人佩服。也许这个看法不算多高明，不过指出这一事实是必要的。

得出这一结论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有两点。首先，是对《民谣》阅读价值的拓展。它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最真实的东台镜像。它不仅是小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信的历史文本，对于认识上世纪东台，特别是范公堤以西地区东台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部小说体的地方史、平民生活史，而且比一般正式的史书更鲜活生动，更多精彩的细节。今天和以后的读者如果想了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台堤西地区的生活、民情，《民谣》是不可不读的书。

其次，是对《民谣》认识的深化。从创作需要看，书中有些内容是可以不照实写的。换个地名，对真实事物稍微加以修改，技术上都不困难。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做？联系小说内容以及其他信息，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借此表达对家乡、对过去时光的深切感情。整部《民谣》是一部饱含感情的书，对自己过去生活的追念是作者创作的重要动因，所以他在写作中大量使用真实元素，是很自然的。

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从文本到观念都多元化了。不强调社会功能责任，增加写作的私人性，是小说创作的新路径之一。在小说创作中通过非虚构化来寄托怀旧感情，《民谣》也并非个例。这可算是观察当下小说创作的一种有意味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