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靖宙

九月下旬，洪泽湖碧波安澜，里下河稻穗渐黄。可上了年纪的人仍记得那句老话：“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这不是夸张的诗句，而是东台及里下河一带无数家庭骨肉离散的真实写照。

洪泽湖是有名的悬湖。黄河夺淮，泥沙淤积；明清为保漕运、护盐场，年年加高大堤。这道大堤古称高家堰，北起淮阴码头镇，南至盱眙县堤头村（今属洪泽区蒋坝镇一带），全长六十七公里。堤顶宽十至三十米，底宽五十至一百五十米，堤顶高出地面六至九米，堤线曲折百转，素有“一百零八弯”之称。更让人惊骇的是，洪泽湖湖底竟高出堤东里下河平原四至八米。大堤一旦溃决，洪水便向锅底般的里下河倾泻，高邮、宝应、兴化以及东台堤西，正处在锅底核心及其周边地带。

乾隆年间所建“仁义礼智信”五坝，本为分流保堤、有序泄洪，是古人治水的智慧探索，但在极端水势之下，仍难挡天灾。

数百年来，高家堰屡决，灾难接踵而至。

明隆庆、万历年间，高家堰屡修屡溃，“幅员千里，所没田地七万余顷”。泰州安丰场平民吴怀祖，雨夜抱子扶母逃上范公堤，幼子冻毙，妻子投水。同族诗人吴嘉纪写下“死者如崩山，生者栖树杪”，字字血泪。

明崇祯四年，黄淮暴涨，大堤溃决，盐城平地水高二丈。乡民孙德昌一夜之间屋塌墙倾，侥幸爬上树梢的人，在冷雨狂风中饥寒垂死，眼睁睁看着家园沉没、亲人漂走。

清康熙十五年，黄淮并涨，高家堰一次决口三十四处。盐城西乡陈守义夜半遇灾，父母葬身洪水，他带弟妹攀树两昼夜，眼看村庄覆灭，百户村落仅存十余人。

清嘉庆十三年，盐城被定为“成灾十分”。伍佑粮户张景和家底殷实，洪水过后良田淤废、粮仓崩塌，全家靠草根野菜续命。

道光四年，灾难达到顶峰。十一月，寒潮骤至，冰凌裹挟巨浪冲击堤岸，十三堡、周桥一线决口六处，万余丈石工尽毁。事后查办，河督张文浩因“御黄坝应闭不闭”致蓄清过旺，被革职发配。宝应、高邮、兴化、东台、盐城等九县全境被淹，洪水冲出深二十四米、宽近四百米的周桥大塘。东台西乡周启元一家，薄田数亩，儿女绕膝。洪水一夜南下，平地水深丈余，宅院坍塌，存粮尽毁，两个年幼女儿冻饿溺水。一夜之间，阖家安乐化为人间惨剧。溱潼冯氏一家五口，仅父子二人存活。良田毁尽，土地盐碱，父子背井离乡，从此诀别故土。

民国二十年，东台全境受灾，县志以“田庐漂没，民饥疫作”八字写尽苦难。是年盛夏，洪水漫境，梁垛乡村民王桂生家，房屋连片倒塌，家中十口人顷刻流离，三人溺亡。大水刚退，霍乱瘟疫接踵而至，妻子、幼子接连病逝。短短一年，兴旺的大家庭仅剩三位老幼苟活。同处里下河的盐城，同样十室九病。龙冈乡李守业回忆，当年村落日日有人离世，贫苦人家无药无棺，草草掩埋亲人。

但东台并非处处皆同：堤西是锅底核心，堤东则略高，洪水退得较快；范公堤、串场河、何垛河分流排涝。更难得的是民间自救。民国大灾期间，安丰乡士绅陈养吾散尽家财，开施粥棚，设施药局、施棺局，救死扶伤。正因这份地理与温情，东台灾后瘟疫死亡率、绝户率低于里下河腹地。

惨痛也倒逼治水。道光六年，林则徐临危受命，主持周桥大塘修复，历时六年，精工砌石、加固塘体。如今周桥石堤仍在，是治水丰碑，也是灾民血泪的见证。

真正驯服悬湖的，是新中国治淮。苏北灌溉总渠、三河闸、入江水道等工程相继建成，洪泽湖大堤全面加固，实现科学调度。“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的噩梦，终于终结。

今日里下河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回望数百年水患，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水文数据，更是周启元夭折的幼女、王桂生逝去的妻儿、冯氏流亡的父子，是无数栖树求生、骨肉分离的先民。这份岁岁安稳，是新中国治水的功业，也是先辈以血泪写下的警醒——唯有真正驯服江河，山河才能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