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枝

我的小学一二年级，是在生产队的教学点度过的，那是一座会走路的“草房子学校”。它没有名字，不曾有过围墙，却为我圈定了最初的知识原野。

那时的生产队，竟寻不出一间瓦房。泥土夯实的墙，秋枯的茅草苫顶，便是全部的风景。新屋罕有，多是岁月浸透的老房。屋顶的茅草经年累月，黑黢黢的，仿佛一阵风吹过就会簌簌落下；土墙常常歪斜着身子，裂开一道道能塞进孩童好奇目光的缝隙。即便这般，草房子也难得空置。四个学期里，我们的教学点竟搬迁了四次。

周先生是生产队的老师，刚从公社高中毕业，面庞还带着青涩的朝气，眼神里却住着沉稳的光。因他在家排行老二，名字里有个“和”字，大人们都唤他“二和先”，而我们这些学生，始终恭恭敬敬地叫他“周先生”。这声称呼里，藏着乡村对知识最本真的敬重。

教学点的学费一学期只要五角钱。第一学期课堂设在生产队仓库的外间，第二学期搬到了小靠山家的新房——那与我家的屋角仅仅相隔一条小路。他家原本有两间低矮的草房，后来又在西侧续盖了两间，一律坐北朝南。东间有门，西间有窗，窗棂是用杨树棍简单支起来的。两间房共用一道脊梁，他家的床榻与农具贴西墙堆放，空出来的东间便成了我们的学堂。10多个一年级孩子挤在前两排，4个二年级的学长坐在最后。泥垒的土台就是课桌，连一张报纸都不曾铺过。一堂课下来，每个人的袖口都染满了大地的颜色。下课时分，阳光从门窗斜射进来，周先生便像赶一群欢快的小猪，把嘻嘻哈哈的我们统统“轰”到外面去。

二年级第一学期，课堂迁至小左成家的两间草房。屋子坐南朝北，整日昏昏沉沉，南墙上只有一扇小窗。朝里望去是望不穿的黑，我们都不敢往里张望。听说那里原是他爷爷奶奶的住房，有着比我们父辈还要年长的故事。这一次，我们终于告别了泥台——换成了长条板凳，一张凳上要挨挨挤挤地坐上好几个孩子，身体相偎，呼吸相闻。

教学点只教语文和算术，没有音体美。可我们的童年何曾缺少色彩？周先生下课的哨子声一响，男生们摔跤、抽陀螺，女生们抓沙包、跳格子，欢笑声能撞开草房子的门扉。

那时候，谁要是拥有一本小人书，便是当之无愧的“富翁”。大家围坐在墙根，小脑袋挨着小脑袋，争看那一页页画满英雄与传奇的纸片，那专注的神情，比闻到肉香还要虔诚。记得同学小三碗带来一本民国时期的小学课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句还配着木刻版的插图。我们看得入了迷，再回头看自己的课本——白纸黑字，素面朝天，心里顿时涌起难以言表的羡慕。

虽说一学期学费只要五角钱，可还是有人交不起。队里便给他们免了学费——实际上，我们中有不少人那两年读的是“免费学堂”。后来升入三年级，教学点撤并，周先生调到了大队小学，这座流动的“草房子学校”便完成了它的使命，永远停驻在时光深处。

多年以后，生产队拍卖队房，周先生竞买下的，正是我们最后一学期上课的那间西队房。我想，他大概也忘不了那座“草房子学校”——那里不仅藏着他最初的教书岁月，更安放着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故乡。那些在草房子里生根发芽的梦想，最终都长成了撑起一个时代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