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至光

在我年少的记忆中，腊月还没到，“年味”就在我们家弥散开来，这不是舌尖上的“味”，而是母亲夜以继日的细裁密缝，她在为儿女们做过年穿的新衣物。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靠一双布满老茧的手，裁缝出一件件崭新的衣物，裁出我们一家人生活的体面安宁，缝制出贫穷岁月里的丰富祥和。

我上小学时，腊月前母亲便着手给我们准备做新年衣物了，领样、口袋样子家里一大叠。她白天忙于农活和家务，夜晚为我们做衣物。当夜色笼罩着寂静的乡村，灯光摇曳的煤油灯下，母亲郑重其事地端出她的“宝贝”——一只柳编的呈扇形的笸箩筐，这个展开比大人手掌略大的小巧玲珑的柳筐，经岁月的打磨，时光的浸润，已由最初表面粗糙的灰色，变成油光发亮的深咖色。里面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各种针头线脑：那银光闪闪的被磨得发亮的针，有粗有细，长短不一；色彩斑斓的各种线，被缠绕在指头粗的纸筒上，分颜色整齐地摆放在一起；那用于纳鞋底的铜质圆形顶针，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磨得发亮的针孔，像一枚金光闪闪的“戒指”……

做衣服是既费时且极要有耐心的细活。常常我们一觉醒来，昏黄的灯光下，母亲还在低头躬身，一针一线，寂静的深夜，发出“丝丝”的抽线声，像是弹奏一曲母爱的轻音乐，更像是母亲写给儿女们爱的絮语。

母亲是个注重仪式感的人，尽管那时家里穷，仍坚持每年给我们做新衣，母亲说：“料子可以选便宜的，但穿上身一定要像模像样。”

年三十晚上，吃好年夜饭，愉悦而欢乐的气氛，充溢着低矮狭小的茅草屋。母亲郑重地拿出每个人的新衣物，新衣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各人的床边，一双双崭新的“两片瓦”棉鞋，整齐地摆放在床前，像一队接受检阅的士兵。

大年初一一大早，我穿上了母亲为我缝制的蓝色短棉大衣，去村里各家拜年。一路上，小伙伴们都投来赞许的目光，我脸上洋溢着自信，当然还有一点小孩子隐秘的虚荣。村里的几个大妈婶婶都围着我，嘴里发出“哎呀！不简单”的赞叹声，“这又细又密的针脚，快赶上缝纫机了！”“穿上这新衣，活脱脱一个小大人！”听着这些赞扬，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我穿着新衣新鞋，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跑了一圈，收获了一大袋装满花生、大糕、糖果等的“彩头”，也收获了乡邻们的羡慕和赞叹，更是无意中给母亲的裁缝手艺做了个“广告”。从此，母亲的名气在村子里传开了，甚至扩大到相邻的几个村。有时我放学回家，茅草屋内，有拿针线的大妈来要鞋样子的，有待字闺中的姑娘来求教新娘衣服式样的，有姑姑姨娘来切磋裁剪手艺的，母亲都毫无保留地指教。后来有不少人带来衣料，上门请母亲给他们做衣服，母亲从来不收工钱，村民们提到母亲，都竖起大拇指。

然而，母亲不分昼夜为儿女们做新衣服，不计报酬为村民做新衣服，而自己一直就穿那几件旧衣服，过年都没给自己做过一件新衣服。

每年春节这一天，当我们都穿上新衣，而母亲仍穿着旧衣服，我们姊妹几个充满愧疚，眼睛湿润，我们为母亲“打抱不平”，而母亲在一旁乐呵呵地说：“你们打扮漂亮了，比我穿新衣服还有面子呢。”

原来，在母亲眼里，儿女们穿得清清爽爽，有模有样，就是她最好的“新衣”啊。

近读台湾作家张晓风的《母亲的羽衣》，有一段话直击内心：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羽衣的仙女呢？只是她们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黯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

她们可以素面朝天，可以粗茶淡饭，但简朴的是生活，而不是母亲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