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祥

清明节回老家祭祀已故父母，望着二老坟茔右侧那株高大挺拔的青松在春风吹拂下摆动的枝条，眼前好像又看到了父亲64年前高扬右手“独”打（一生只有这一次）我的样子，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历历往事浮现眼前——

我的父亲生于1917年8月，是一名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他的一生，也曾轰轰烈烈过——当过民兵，抬过担架，救过伤员，成为支前模范；当过高级社村长、支书、生产队队长，号令过成百上千人；在“文革”期间曾被无辜批斗几十场次，但仍不改初心，忍辱负重，为社员的生活操心劳碌；虽家境贫寒，但从来不贪不占，并用最严厉的方式教育子女要做一个学好的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那是1960年9月初的一天，刚满7岁的我被父亲送去读小学，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村基本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我家因姊妹多更是如此。那天中午放学的路上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便坐在路边的山芋地里歇一下，正好看到身边有一个露出土半截的大山芋，难忍的饥饿感让我来不及多想，刨出来用手擦擦便猛啃起来。刚吃了一半，就被我当队长、正好路过的父亲看见了，他怒冲冲地夺走了我的山芋，还甩起右手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一连几个踉跄摔倒了，脸在地上碰得鲜血直流。尽管如此，父亲还没放过我，拽着我的衣领走到人多的地方叫我跪下来，还问我以后还敢不敢了，直到我的回答让他满意才同意我起身回家。

记得那天我没吃中饭就上学了，晚上放学回来又被父亲喊到他跟前：“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打你？因为那山芋是集体的，你不能随便乱刨，你是队长家的小孩敢这样做，别人家的就更敢做了……人从小就要学好，手头要干净，到大了才不会犯错误……”也正是父亲这一顿“独”打，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人；是父亲留下的这一永不磨灭的印记，使我从走上社会的那一天起便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1974年，我接替了父亲曾经干了13年的生产队长岗位。在那个年代，农村实行的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种植上主要是稻、麦两季，且粮食产量很低，一亩“顶芒籼”稻收成在300斤左右，大、小麦的收成就更差了，一个劳动日（10分工）也就1角多钱，一个坚强整劳力一年也苦不到100块钱。全队近80户人家，住房多为土墙草盖的“丁头门”和“旁门”，人口多的或再加个“石刀柄”。95%的农户缺衣少吃，一半农户是“超支户”。面对此情此景，血气方刚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生产队搞好，让每家每户都能有得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在大队党支部的鼎力支持下，率先开了全公社“小段包工、联产计酬”的先河，将全队365亩土地按土质好差进行搭配，划分到组，并与产量直接挂钩，年终决算。同时引进了优良水稻“南优二号”。这一年净增产了14.35万斤，劳动日单价由上一年的3角9分增加到5角2分，社员的口粮人均也增加了110斤。1979年，我队获得了省政府嘉奖，我也在公社和县里的三级干部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2年1月，我按照上级党委、政府的部署，在第一时间响应分田到户大包干。三个月时间里，先后召开了近20次队委会、11次社员会，围绕田如何分、“两上缴”怎么定、生产队固定资产如何处理、社员往来账怎样清算等一系列问题广泛讨论，制定了详细计划并分步实施，当年11月份，我队在全大队再次率先完成了分田到户任务。也是这一年，我被提拔为大队副大队长，1984年调到镇里工作，1994年还回村当了党支部书记……

几十年来，无论我在生产队、大队、镇政府还是在县总工会工作，始终以父亲为榜样，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无私无畏，用心血和汗水赢得领导的信任和群众（同事）的口碑，捧回了上百本荣誉证书。

仰望天空，清风拂面，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常常告诫的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人不能做坏事，做了坏事会遭报应的……父亲，我的脉搏里流淌着您的血液，我的性格上深烙着您的印记，我的思想里继承着您的智慧，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此，我想用刘和刚演唱的《父亲》里的歌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您却吃了十分，这辈子做您的儿女，我没有做够……

作者单位：阜宁县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