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畅

民国学术圈的名人不少，但是像钱穆先生这样具备基层教学经验的却较为少见。钱穆走上北京大学的讲坛之前，曾经在家乡无锡乡里的小学执教十余载，1919年秋，还曾被聘为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一职。钱穆出任小学校长，是因为他不认同当时访华的西方学者杜威所提出的注重职业教育的理念，而自己之前只给乡里小学教授过文化课，并无深入接触儿童的机会，缺乏深入的调研。于是，在他的主动请缨下，泰伯市督学同意其出任小学校长，由此开启了一场乡村小学的“教育实验”。

钱穆当小学校长，身边很多人都不赞同，觉得“大材小用”。有人认为小学生最难管，钱穆缺乏经验，去了只会浪费自己做学问的时间，但钱穆却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缺乏经验，所以要“从头学起”。就这样，钱穆以校长职务教授语文。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钱穆到校任职后，立即决定打破学生课内学习与课外生活之间的界限，简单地说就是把当成专门课程来进行的体操和唱歌作为全体学生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这样学生既没有了需要上课的心理负担，又能从这两项文体活动中找到乐趣，并培养集体荣誉感。紧接着，钱穆不顾同事反对，坚决废除体罚，即使学生做错了事，他也耐心地以“说理”为主。比如学生之间相互打架，钱穆并未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在问清楚打架缘由后，告诫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道理，引导学生们自己去尝试解决。

儿童当中难免会有所谓的“不合群者”，一般人对于这种情况可能会听之任之，但钱穆却反对这种针对个别人的孤立行为。在他的干预下，被前任教师剥夺活动自由的小学生杨锡麟得以和其他同学一起奔跑玩耍，即使其做出一些怪异举动也不会遭到责罚。后来，钱穆发现杨锡麟听力比较突出，于是特意训练他在音乐方面的能力，并安排他在学校组织的游艺会上表演，让他逐渐恢复自信，也得到了其他同学的尊重。

当然，学生的错误有时候不仅仅存在于校内，也发生在校外。春节刚过，返校的钱穆便得知有一个名叫邹生的学生虽然在校内功课做得不错，但在校外给叔父的猪肉铺帮忙的时候，经常偷拿对方的钱。钱穆得知后并未生气，而是将邹生找来谈话，鼓励他去向叔父主动坦白，邹生按照钱穆的要求去做后，不仅得到了叔父的原谅和固定的工钱奖励，还从中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并将这种情感迁移到对母亲的关心上。邹生的母亲忍不住感慨儿子的转变：“其子近日大变常态，能知孝道。”

在小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写日记和作文或许会让不少人感到头疼。钱穆决定顺应孩子们的天性，带他们去亲近大自然，通过体会大自然的变化来寻找写作的素材。天气晴朗的时候，钱穆带领学生们到郊外观景，让学生们各自观察身边的景致并记录，然后相互对照，看各自角度的差别。不一会，树林里刮起了风，钱穆让学生思考这种风和平时的风有哪些区别，等到孩子们主动思考的热情与好奇心被充分调动起来，钱穆再解释风形成的原因和特点，然后引导孩子们落笔成文。

然而，就在钱穆觉得自己在乡村小学的教育实验接近成功时，先是他试图为自己执掌的小学引进一位教学人才，转身投向纺织工厂的经营。后来，他又发现自己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便去家里商铺干活，从此荒废了学业。不久，钱穆便离开无锡前往福建。

钱穆的这次教育实验看似虎头蛇尾，但这段经历却让他笃定中国的基础教育未必要走和西方一样的路，传统文化当中同样蕴含着因材施教等哲理，只是一切事在人为。钱穆终其一生都对民族传统“饱含温情与敬意”，或许也可从他出任小学校长的经历中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