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森

社场，即通常所说的“打谷场”，是大集体时代的产物。当时的农民叫“社员”，因而习惯性称集体的脱谷晒扬、保管饲养、分草分粮的场地叫“社场”。那时土地上的一切收成都归集体，再按照各家的劳动力及出工挣得的工分进行分配，所分得的粮食经常填不饱肚子。然而，这并不妨碍孩子们将社场当作割草归来、散学之后的“欢乐园”。

社场的位置大都选择一个离村子不远的较大空地，两面或者三面有小河阻隔，成为天然的防护屏障，便于照看和管理。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社场上那一座座高高耸起的麦秸堆，从夏收垒起经过秋雨冬霜，直到春天才渐渐矮下去，有的甚至可接上新的麦秸。那是耕牛的口粮及牛棚大灶里所用的燃料。每当麦收季节，队里的男女老少齐聚社场，妇女们忙着摊晒和簸扬，男人们则把满场零零散散的麦秸一叉接一叉往一处堆。堆到一人多高后，便是考验男人们手上农活功夫时，因为需得有人爬到顶上接住下面抛来的麦秸秆，再摆布均匀用脚踩实，放不好草堆会塌掉，还得重来。站在上面的人，必引得大伙一番善意的嘲讽或玩笑。记忆中这时候大多是社场上的李姓孤寡老人在草堆得差不多高时便悄无声息地上到了堆顶，我们当时都怀疑他有轻功，因为明明见他刚刚还在牛棚里铡草，一眨眼他就到了堆顶。见他上去，刚刚还哄笑吵闹的男人们又忙碌起来，一个挨着一个用力把大团麦秸用叉子顶上去，草堆随之越来越高、越来越圆，直至他再无法转身。就在孩子们生怕他无法下来，欢笑声、嬉闹声越来越高时，他却像一支离弦的箭从堆顶“嗖”地滑下，那草堆纹丝不动。就这么在夕阳下坠前，一溜大小适中、整齐划一的草堆列在了场边。

社场上最惬意的时光是在夏日午后，热辣辣的太阳高照头顶，社场四周柳树上的知了也怕热似的停止长鸣，间或的短音也变得那样沙哑。老牛们或静卧在槽间慢条斯理地反刍，或浸泡在场边不深的泥水塘里，用尾巴不时拍打一下叮咬的牛虻。对于暑期中的孩子们，这么热的天气却是快乐的开始，大人们劳累到中午难得找个树荫休息会，也就无暇顾及他们。偷得这片刻的无拘无束，孩子们以大带小、姐走妹跟、哥跑弟随，来到社场旁小河边，捡螺摸蚬、捕鱼捉虾、翻菱剥芡。胆子大的孩子爬到临河的歪脖子树上，“啪”一声从高处跃入河中，溅起一大片高高的水花，引得刚学会狗刨的孩子一声惊叹；促狭的孩子还觅得水蛇，拿在手中乱舞，吓得女孩子和胆小的孩子“哇哇”大叫。等大人们醒来上工，刚刚还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马上悄然退场，乖乖避到社场边的树荫下或牛棚里；有所收获的则带上战利品喜滋滋地溜回家。晚上大人们放工到家，即便看到桌上多出来的河鲜，知道又是调皮的孩子下了河，脾气大的多是狠狠瞪两眼，脾气好的则叮咛几句玩水安全，然后一切便在“吧唧吧唧”的咀嚼声里烟消云散。

社场上最忙碌的光景是秋收时节，黄豆、稖头、稻谷、山芋陆续登场，队里便指派养牛老汉没日没夜在场上转悠，以防有人往家里夹带。运到社场上的农作物都是直接从田头运过来的，需要社员们利用休息时间再加工才能成为粮食半成品，全部是手工劳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等到成为分发到各家手中的劳动成果，不知得经多少手，过几道工序。特别是稖头，刚掰下来都带着皮壳，需要先去皮再摊在地上晾晒到干透，然后还要将稖头粒剥下，再晾晒到抓在手里捏得“嘎吱嘎吱”响，才算干透。

剥稖头粒时是一年中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时候，因为剥的粒归集体但不记工分，稖头芯则归自家作为劳动报酬。那是过年蒸馒头的最佳燃料，既熬火又耐烧，在那什么都紧缺的年月还是比较金贵的，一般人家平时舍不得烧。剥稖头粒“比赛”时间大都安排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午夜，当一轮圆月刚刚高过头顶，带锥拿刨、提篮拎筐的社员们一家接一家顺着门前的小路聚向社场，性急的人干脆吃过晚饭便聚到那聊起家长里短，等着队长的一声令下。母亲往往舍不得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熬夜，总是让我们在天黑时先上床休息，待那一轮明月高悬、月下的小路清晰可见时才将我们叫醒，急急地塞给我们昨天晚饭时预留下来的饼子，那是给我们当宵夜和早饭的。在我们赶过去后社场上已是人头攒动、热火朝天。就这么在明月下一直干到东方发白、天色大亮，太阳晒得人有点发困，才叫停。等大人们装好稖头芯，肩挑车推往家走时，才会想起还有那些放在草堆里睡觉的小孩子。

社场的衰落是从分田到户开始的，当每家每户将收成运到屋前自留田做的场地上脱粒、暴晒时，社场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搁置了一段时间后，随着新一轮土地分配，社场被复垦成了新的农田。